原文作者：Patrick McKenzie，Stripe 顾问

原文标题：Debanking (and Debunking?)

原文编译：Ismay，

最近，著名风险投资人 Marc Andreessen 在与联合创始人 Ben Horowitz 共同参与的播客节目中以及在参加 Joe Rogan 播客时，引发了关于「去银行化」（debanking）的讨论，他们创立的风投公司 a16z 也发布了一份简报，专门探讨这一话题。

相关阅读：《与 a16z 联创深度对话：美国金融监管暗面与去银行化真相》

简报的核心观点是：「去银行化因此可以被用作一种工具或武器，被特定的政治行为者/机构系统性地用来针对私人个体或行业，而无需经过正当程序。想象一下，如果政府仅因某人的政治立场或某些任意的理由就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使用电力——且无需解释、通知或提供申诉机会。这就是去银行化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阅读本专栏，我想介绍一下，这里主要探讨金融体系与科技公司交叉领域中的合规问题。这是我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同时我也对此有一些独到的个人见解。

「如果真的有人针对你，这就不算阴谋论。」这句话部分反映了我的看法，但仅限于部分。我认为，目前存在一些混淆：一是私人行为者在做什么，二是国家行为者事实上或法律上要求他们做了什么，三是具体哪些国家和政治行为者在背后操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彼此之间并非完全孤立无关。

一些免责声明：

我曾在 Stripe 工作，目前是该公司的顾问。Stripe 不是一家银行，但许多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类似的考量。我在此并不代表 Stripe 发言，Stripe 也未必认同我在个人空间中发表的观点。

最近关于「去银行化」的讨论集中（甚至过度集中，详见下文）在加密货币上。我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众所周知。但观点不等同于战士；事实就是事实。在这一讨论中，事实有时支持加密货币的倡导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广泛引用来源。而当事实不支持时，我同样会主动引用大量来源。

关于「去银行化」的讨论源于一个显然具有政治目的的项目。此外，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问题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选票箱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终极保障。虽然我在这一议题上并无特定立场，也尽量在职业领域保持中立，但为了消除加密货币支持者的担忧：我绝对不是一名隐藏的沃伦主义者（Warrenite）。

关闭银行账户

「去银行化」（Debanking）描述了一系列行为。

最显著的行为是非自愿地关闭客户的银行账户，通常是已建立多年的账户，有时甚至不给出任何理由。由于「去银行化」是一个带有倡导色彩的术语，这一概念往往与拒绝为某人或某企业开设账户混为一谈。

这两种情况对个人或企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道德直觉截然不同，其差别就像离婚与被拒绝约会之间的区别。

倡导者通常从用户角度切入，强调去银行化对个人或企业的影响。随后，他们将其与监管机构关于银行监管的决策混淆，而这些决策表面上与用户的直接影响无关，我们稍后会讨论银行监管问题。

行业内并不称之为「去银行化」，部分原因是出于企业常见的委婉措辞，部分原因是行业不总是认同倡导者对世界应如何运作的假设，并担心「去银行化」这个词会隐含这些假设。

因此，当与同事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可能会使用诸如「客户迁移」（offboarding）、「降低风险」（derisking）、「关闭客户账户」等术语。

去银行化的决策通常暗示——但实际情况较为罕见——这并非某一家金融机构的单独决定。一些金融机构之间高度相关的「独立」决策，可能会剥夺某个企业或个人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我们将探讨一些被夸大的协作机制以及一些尚未充分理解的相关机制。

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去银行化」

我们之所以会听到关于「去银行化」的讨论，是因为它有时会影响到社会地位显赫的富有企业家及其公司。这些受影响的人通常拥有密集的社交网络，并与一些拥有传播平台（用当下的话说）的优秀传播者有所关联。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去银行化」受害者的典型特征。

绝大多数被银行强制关闭账户的人，通常是因为信用风险或运营成本的原因。比如，如果您反复透支账户，并且看起来无力支付相应费用，您很可能会失去该账户，并且在这家机构的所有其他账户也会受到影响。

您是否认识一些年事已高的长辈？他们可能因为衰老带来的问题而感到力不从心，或许已经被诈骗过几次，甚至偶尔对客服人员发脾气？「去银行化」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比他们目前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针对个人的去银行化决定，通常会波及他们所控制的实体，反之亦然。这种影响还可能迅速扩展到同一家庭的账户，无论账户持有人是否名义上相同（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可以理解为「账户上登记的名字」；但在银行业中，这并不完全准确）。银行通常认为同一家庭的账户很可能处于共同控制之下，而不管文书、账户持有人或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亚文化如何定义。这一点上，银行业的道德观念更接近传统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沿海精英群体的价值观。

不过，有时账户被关闭，是因为某些活动超出了银行的风险承受范围或与其合规立场相悖。我自己被「去银行化」两次，理由都是这个。

两则关于被银行「劝退」的故事

从前，我曾经拥有一个美国的支票账户。有一天，银行打电话给我，问为什么我的账户每天平均会收到两笔 ACH 转账。我解释说，我经营着一家个人独资企业，通过互联网销售软件。这些 ACH 转账来自我的两个支付服务提供商，他们在扣除手续费后，每个工作日会将我的销售收入支付给我。银行听了我的解释，表示这项业务听起来是合法的。然而，他们随后告诉我，我有 30 天的时间将与业务相关的资金流转移到其他银行，否则他们将关闭我所有的账户。

「银行为什么要这样『劝退』客户？」一般来说，普通消费者的支票账户在银行提供的所有服务中属于风险极低的类型，并不会成为银行检查员关注的重点。由于这些账户涉及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及性问题，无论对银行还是监管机构来说，都是优先支持的。因此，银行对消费者支票账户的监控投入通常较低，这是基于其风险分析得出的结论。而监管机构在审阅这些分析和决定后，通常也不会提出异议。

然而，当时这家银行的个人银行业务部门并未开展针对小型企业的服务。许多银行都有这类业务，但这家银行并没有。因此，它缺乏支持小型企业银行业务所需的政策和程序。当他们发现我以个人独资企业的身份使用他们的服务时，虽然认为我的行为无害，但仍然觉得无法支持这种业务。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喜欢我的业务，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来支持任何形式的商业账户。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复杂的小型企业案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在另一家机构，我曾通过日本的 IP 地址登录过我的美国个人退休账户。这种操作我之前也做过多次，但最后一次却引发了问题。银行的关联机构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确认我确实住在日本，然后通知我，该账户将立即被限制使用并随后关闭。我需要安排请求将账户中的股票转移到新的（美国）券商账户，或者授权他们将股票出售并寄给我一张支票。

「银行为什么要这样『劝退』客户？」这很可能是由于一项程序的实施，用以确保该机构的关联证券公司不超出其经纪交易商执照的范围行事。该机构很清楚，他们并未获得日本监管机构的任何许可。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确实令人感到烦恼。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些情况的原因。处理这些问题迫使我从日常生活、工作以及业务中抽出时间，拨打更多的电话，学习更多关于金融行业的知识，并最终开设新的账户。

这也是典型的「被银行劝退」故事的结局——「最后，我又开了一个新账户。」

移民社区和小型软件企业的银行经历

移民社区通常会整理出哪些银行更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名单，而从事在线小型软件业务的群体也是如此。因此，尽管移民和小型软件企业在银行业务上面临的摩擦远比那些为 Google 或大学工作的普通美国人更多，但他们实际上都具备很高的「可被银行服务」的可能性。

再来看那些获得数百万美元投资的加密货币创业者。可以同时持有这样的观点：（a）这个群体内部的生活经历是多样的；（b）但平均来看，他们在大多数常见的社会维度上依然属于优势阶层。尽管拥有这些显著的社会优势，但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些企业及其创业者经常遭遇银行「劝退」。

我对此深有理解，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触碰了一个风险因素：相比于规模和专业度相似的其他合法企业，他们在这方面更为显著。在某些时间和地点，这一问题甚至导致加密货币公司几乎无法获得银行服务——前提是银行知道他们在处理什么。这种情况也直接影响了银行对加密货币创始人和员工的决策。

因反洗钱风险而关闭银行账户

我曾广泛撰写过有关 KYC（了解你的客户）和 AML（反洗钱）的内容，这里不再赘述。银行在监管下有着一系列义务，其中之一是制定反洗钱政策，包括识别高风险活动的政策。银行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政策。承诺过多尚可，但履行不足却不可取；一旦银行向监管机构承诺会采取某项措施（如 X），未能落实该措施可能会导致罚款及其他处罚，即使监管机构并未明确要求实施该具体措施。

在谈到加密货币之前，先来看反洗钱风险及其对货币服务业务（MSB，Money Services Business）的影响。

经营货币服务业务几乎在所有银行的内部反洗钱政策中都被视为高风险活动。要详细解释原因，需要回溯整个反洗钱历史及其目的。暂时请接受这个事实：所有银行都有一份类似的高风险活动清单，而货币服务业务总在这些清单上。

一些银行建立了所谓的「增强尽职调查」（EDD，Enhanced Due Diligence）计划，以此为货币服务业务提供服务。而另一些银行则没有；如果某家银行的客户表明自己是货币服务业务，或者其交易监控发现客户可能是此类业务（例如，如果有来自西联汇款的银行转账扣款，金额达数万美元，这可能提示分析员该客户是西联代理商，且交易金额超过最低限额），银行通常会向该客户发出一封通知信。

他们是否会成功执行通知信中宣布的决定，以及决定本身是否能贯彻落实，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从意图上来说，他们希望在类似情况下始终得出一致的决定。

这样的通知信很可能不会坦诚说明发生了什么以及原因是什么。信中可能不会提到客户是货币服务业务（MSB），也可能不会说明银行为何认为客户属于此类业务。信中不会提及银行内部的反洗钱政策，这些政策将 MSB 列为高风险活动，但可能会用四五个模板化的词语泛泛提到风险。同样，信中也不会解释银行出于战略考量而决定不投资建立合规的增强尽职调查（EDD）计划，从而使其无法为 MSB 客户提供服务。

信中只会简单表示，银行将关闭该客户的账户。

信中可能会将此描述为银行的「商业决定」，并使用这两个词。这种决定通常会被表述为最终决定。然而，这实际上可能并非真正的最终决定，而是类似于「我们不谈薪资」的初始谈判立场。如果客户不对此提出异议，那么银行就达成了目的。这种表述中的核心含义是：「我们从概率上认为，与此类通知信的典型收信人对话是负预期收益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银行不愿意与通知信的典型收信人讨论相关事宜？因为典型的 MSB 客户往往是一些兼营另类金融服务的小型杂货店。

你可能会认为，政府居然关心那些显然只是当地杂货店副业的货币服务业务（MSB）有些荒唐。关于这种优先事项是否荒唐，我暂且不表态，但我建议你浏览一下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针对未注册货币服务业务的执法行动记录。这些案例仅是实际执法行动中的一小部分样本，而这些样本是由 FINCEN 选择的。明眼人会理解，FINCEN 选择这些样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自己或整个反洗钱体系难堪，因为这些体系保障了 FINCEN 员工明天仍有工作。

为了让你了解实际情况，我稍作加工，用虚构的名字描述一些被 FINCEN 既起诉又公示以儆效尤的真实案例：比如，「鲍勃·史密斯，经营『鲍勃快加油站』」，「太郎零食店有限公司」，「实惠手机店有限公司」，「本·戈德堡，经营『犹太食品』」。

FINCEN 公示了每个和解协议的全文，通常包括被指控违法行为的陈述。在这些文档中（并非所有，但不少），如果你完全相信 FINCEN 的叙述，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是的，这确实只是个杂货店。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因为店主没有制定书面的反洗钱（AML）或了解客户（KYC）政策、且在他出国时店里的临时员工未接受反洗钱培训而追究责任。案件胜诉后，FINCEN 对其罚款 1 万美元。由此，一个公正的读者很可能会假设，这家杂货店并非哥伦比亚毒品集团、哈马斯或某外国情报机构的掩护。

通过这些确凿的事实，我们可以理解 FINCEN 对「既卖汇票又卖洗衣粉和美味三明治的犯罪行为」表现出的近乎荒诞的执法兴趣。也因此，当银行认真关注 FINCEN 在这方面的要求时，他们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可能显得近乎疯狂。银行雇佣了一批专门的团队，负责确保能够从普通杂货店中筛选出那些「不法杂货店」，以免 FINCEN 质问：「为什么你会为一家不法杂货店转移资金？！我们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注意防范不法杂货店！」

运行增强尽职调查（EDD）流程和持续监控的成本非常高。而为一家杂货店提供银行服务的利润却非常低。因此，大多数银行不会为那些兼营货币服务业务（MSB）的杂货店提供服务，尽管他们并没有对杂货店或其经营者抱有任何恶意。这种情况不会因为杂货店店主的抗议而改变，即便他声称自己是合法经营者，认为这种停止服务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精神」，或觉得银行在因为他是移民而歧视他。这种对话银行已经和成千上万的杂货店店主进行过一次又一次，他们绝不想再经历一次。

一些货币服务业务是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这些公司拥有一批对金融监管极其敏感的专业人士。他们会刻意选择能够为某些 MSB 提供服务的银行，并与银行进行一场繁琐而定制化的对话，以就风险容忍度和双方一致的合规程序达成协议。

近年来，不少金融科技公司被银行「去银行化」（debanked），但他们通常不是第一次通过一封纸质信函得知这一消息。其内部专门负责银行事务的团队，早在很久之前就可能从与他们对接的金融科技团队那里听说了这一情况。而即便他们最终收到这封信，他们通常也大致明白为何会收到这封信，而不会轻信信中表面的文字内容。

「阶层」是由文化、既定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优势与劣势共同构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作为美国专业管理阶层（PMC）文化的一部分，其成员对「真相」的态度有时会让外部人士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专业从事银行业务的 PMC 成员，他们更倾向于将「终止服务信」视为一种仪式性物品，而非字面意义上要认真解读的内容。

普通人收到「终止服务信」时往往会感到困惑和不安。大多数收到这种信的人对金融体系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而许多人（可能合情合理地）对银行看似不愿提供明确答复感到愤怒。如果他们最终从银行那里挤出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听起来可能像胡说八道，甚至前后矛盾不断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者通常会认为银行缺乏基本的人性、对客户的关怀或简单的业务能力。我会告诉他们，这些观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像银行一样看待世界》（Seeing like a Bank）中描述的那样，这些现象更多是由系统性问题推动的，而非单纯的恶意、冷漠或无能。

然而，由反洗钱（AML）驱动的账户终止却有着比一般「去银行化」更为特殊的特征，这种情况对大多数客户来说始终是一种令人困惑且不愉快的经历。

一些客户收到这封信的原因是，他们的账户因某笔交易被标记为可疑后，银行对此进行了审查。这通常是因为某个自动化系统对该交易发出了警报。所谓的「警报」大多是误报，但银行必须建立并遵守一套程序来筛选这些警报。这个程序通常是：「将警报的内容简化为一条推文长度的摘要发给分析员，让他们查看相关情况。」每家银行至少需要一个人负责警报筛查，而最大的银行可能需要成千上万的员工参与其中。

那么，如果分析员根据其培训、经验、警报系统提供的数据以及可以访问的账户历史，判断某笔交易确实存在某些异常呢？这时，他们需要撰写一份特别格式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被称为可疑活动报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简称 SAR）。银行通过分析员操作后由计算机向另一台计算机提交给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完成提交后，分析员继续处理新的警报。

对于 FINCEN 来说，处理小商铺违规只是副业，接收 SAR 才是它的主要职责。

SAR 并不是犯罪定罪，甚至不是犯罪指控。它只是一份记录异常情况的内部备忘录，通常有两到三页长。每年银行会提交约 400 万份 SAR（还有一些非银行机构也被要求提交，但鉴于目前没有人抱怨赌场被清算，所以这一点可以忽略。银行仍是 SAR 的主要提交者）。举个例子，大约 10% 的 SAR 属于「交易缺乏明显经济、商业或合法目的」的范畴。FINCEN 大约有 300 名员工，因此不可能阅读这些备忘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他们主要负责维护一个系统，将这些备忘录存入一个可供多个执法机构搜索的数据库中。绝大部分 SAR 实际上是「写了就没人看」的状态。

银行非常清楚，大多数 SAR 的信号价值较低，并且优秀客户也有可能无意中被记录在案。但在设定的阈值和风险容忍水平之内，SAR 有时会使银行「机械式地」决定，它们可能不想继续保留这个「烫手山芋」。这样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同时肯定会带来高昂成本。在许多机构中，对于个人账户，如果客户的账户第二次被提交 SAR，机构会对是否继续与该客户合作产生严重疑问，但通常不会投入太多时间深入考虑答案。

那么，银行能否直接向客户解释，准备可疑活动报告（SAR）需要耗费大量员工时间，而且如果持续为最终被证明是洗钱者的客户提供服务，将可能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不，他们不能。

通常情况下，被提及于 SAR 中的个人往往社会阅历较低，无法与合规官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因为他们很可能处于社会边缘。你有没有特别关注过某种劣势？移民、缺乏金融背景、英语能力有限、小企业主、社会经济阶层等等？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增加因无意行为被提交 SAR 的概率。而且，许多被提交 SAR 的个人在多个方面同时处于劣势。

银行不能解释为什么 SAR 会导致账户被关闭，因为披露 SAR 的存在是违法的（美国联邦法规 12 CFR 21.11(k)）。是的，根据美国法律，一个非司法机构如果持有一份由非情报分析员撰写的备忘录，不仅不能描述该备忘录所做出的「非指控」，甚至不能确认或否认该备忘录的存在。这不是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也不是关于安全机构的荒诞喜剧，更不是右翼的阴谋论。这就是法律的真实现状。

如果你在美国或任何盟国的受监管金融机构工作，入职后几天内，你就会被要求了解 SAR（可疑活动报告）以及更广泛的反洗钱（AML）保密要求，并被明确指示严格遵守。如果不遵守，你的雇主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你个人也可能面临雇主的私下制裁（包括被解雇），甚至有可能受到刑事起诉。如果你的培训师带着英国口音，他们可能会将这种违规行为描述为「泄密」（tipping off）。

不仅向客户披露 SAR 是违法的，合规部门还极力反对在银行内部形成任何信息流，使得与客户直接互动的大多数员工（例如呼叫中心代表或分行的客户经理）能够获知 SAR 的存在。这是为了避免他们可能会在面对客户问题时，例如「为什么要关闭我的账户？」时提供有针对性的回答。因此，这是「从银行视角看」中，机构有意选择让自己「蒙住眼睛」的情况之一。账户关闭决定做出后不久，银行就通常无法具体知道为什么要关闭你的账户。

许多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很像卡夫卡笔下的情节（我也这么觉得！）。然而，这却是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的银行惯例。这种做法源于由民选代表通过的法律，并非是近年来被随意开发的政治工具。（关于后者，我们稍后会谈到。）

加密投资领域的风投并不是街角便利店的低水平经营者。他们非常清楚，在许多机构中，加密货币被列为高风险类别。他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

他们对于高风险名单（例如与他们投资组合中的金融科技公司相关的名单）的看法是复杂而微妙的。例如，他们会（准确地）指出，一个与他们社会关系密切的公司编写的高风险名单并非凭空出现。某些条目是由金融合作伙伴强加给他们的。而他们的金融合作伙伴则可能在酒吧的闲谈中低声表示，偶尔也会有一种无力感。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的监管机构也经常表达类似的感受。

当然，仅限于某些条目。关于这些机制，我们稍后会详细探讨。

创始人个人账户的关闭，而非公司账户

一些加密货币领域的创始人在早期可能对金融行业了解不深。这并不是对其品格的评价。没有人天生就什么都懂，大多数人即便在学校、工作中或者通过广泛阅读，也很少会认真接触到这一话题，除非它在某个阶段与他们的职业密切相关。

或许某位创始人会向朋友询问：「我经营着一家合法的加密货币业务，但突然发现我的个人账户被关闭了。这是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错啊。」

从概率上分析：银行认为你可能存在利用个人账户为公司（或者其客户等）洗钱的不可接受的风险。银行的控制措施不足以让他们对你是否在这么做有足够的信心。他们不想通过惨痛的代价来验证，因此建议你另寻其他银行。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你可能代表公司进行洗钱？

部分原因是，加密货币公司通过创始人和员工账户洗钱的历史案例众多，且银行业普遍认为，企业和其所有者经常混用资金。这种观点是基于大量证据得出的。

Tether 通过多种方式维持了与银行系统的接触，其中包括让高管以个人名义开设账户、将资金存入律师名下，以及利用非高管员工充当「资金搬运工」。SBF（Sam Bankman-Fried）确实才华横溢，其中一个主要「特长」便是洗钱。其核心手段之一是向员工提供贷款（大部分是客户资产，且多为虚假贷款），然后向银行及其他机构谎称这些员工在进行与 FTX、Alameda 等无关的独立交易。

如果有人对加密货币公司感兴趣，却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那么要么是完全新手，要么就是缺乏好奇心。然而，银行并非昨日才成立，对某些带有「利益」的漠视态度是极为不受欢迎的。

商业机构对无罪推定的假设

然而，支持者的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加密领域长达十五年的泛滥无序，不应该让机构将这种印象刻板化，强加于一个无辜的加密项目创始人身上。支持者认为，银行应仅在经过调查并发现以下情况后，才采取取消服务的行动：a) 有确凿证据证明问题存在；b) 存在明确且可描述的风险；c) 该风险是社会真正关心的。

这部分源于一种哲学上的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得到类似个体化的关注和「无罪推定」的待遇。这种假设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法律体系中。

但这种假设并未在我们的银行体系中扎根。

如果将其应用于信用账户，这种想法几乎显得荒谬：「我从未拖欠过你们的贷款，因此你必须给予我信任，批准这笔贷款。」没有人会严肃地指望银行这样做。银行的操作逻辑不是基于无罪推定，而是基于观察到的因素构建概率模型，来预测谁更可能偿还贷款。当然，某些法律禁止使用的因素会被剔除在外。如果我们认为你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不足，即使这种可能性仍然较高，我们也不会批准贷款。在金融体系中，标准并不像高中那样，92% 不再等同于「A-」。银行无需等待你违约、对你有具体怀疑，或者进行耗时数年的事实调查。

在贷款中基于种族等因素进行歧视是被禁止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民众对此抱有强烈共识，他们希望这一点成为现实，因此他们的代表通过了一系列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已经相当成熟且无争议。同时，年轻的数据科学家很快就会了解到，客户的邮政编码即便再有参考价值，也不能作为评估因素使用。这是因为邮政编码很可能成为种族的有效代理变量，从而导致间接歧视。（附带说明：这也是为什么加州在希望优先为特定种族的患者提供关键医疗资源时会选择使用邮政编码，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然而，使用某人的职业或企业所有权作为贷款评估标准并不被禁止。这些信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而且恰好有相关规定明确要求银行获取这些信息。（反洗钱法规要求银行在为客户开设具有交易功能的账户时，询问其资金来源，通常包括工资和/或企业收入，随后银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工资来自于什么工作？」）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完善的申诉机制或更高权威机构，可以处理因被拒绝获得银行服务的情况？我们的道德直觉是否要求这样的机制存在？

许多职称中带有「资本家」的人会告诉你，如果某位资本分配者拒绝了你的提案，确实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可以「申诉」，那就是市场先生（Mr. Market）。这个资本分配者是有竞争对手的，你可以去向其他人推介你的项目。是否存在某些项目没有资本分配者愿意资助？当然有。这也是我们雇佣资本分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帮助我们避免将社会期望用于支持教师退休金等的资源浪费在无效的用途上。

因此，资本分配者会告诉你：如果你找不到任何愿意支持你的资本分配者，尽管你相信自己有一个好的商业计划，而这个计划又需要资本支持才能实施，那说明你的商业计划并不够好，你应该换个方向，去做别的事情。

我至今尚未遇到过一位风险投资家会认为，拒绝某个项目的决定需要接受高于他们合伙人的某种「更高权威」的审查。许多人甚至不会例行地告诉创业者他们为何拒绝提案，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拒绝并不是邀请创始人施展说服力的机会。见面会本身就是说服的机会，而会议已经结束了。

但是银行显然不是风险投资机构。银行在某些方面的性质与基础设施提供商并无完全不同，公用事业公司经常被用作类比。例如，为什么我们要构建一个需要电力公司自行做出投资决策来供应电力的社会？！（如果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深入了解例如电力购买协议的谈判，可能会更惊讶。）

银行除了提供基础设施之外，还深度参与资本分配。银行的一些部门可能更像人们对电力公司的印象，而另一些部门可能更接近人们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认知。而有些部门可能是两种直觉的混合体，让人感到困惑。

你可能会惊讶于一个看似普通的存款账户，既是一种基础设施，也是一种资本分配决策。

首先，美国典型的存款账户实际上是一种信贷产品。这种特性是其内在本质，无法剔除，否则它将无法实现其目标。

其次：

为合法、声誉良好的加密货币企业提供银行服务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

对银行而言，信用风险的来源远远超出了借款不还的简单情形。金融机构在为一家企业提供银行服务时，即使没有建立大多数非专业人士认为的「信用关系」，也可能面临信用损失。这在为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时尤为常见。

以下是一个具体例子：

假设一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突然崩溃，这种极端事件在所有交易平台的运营年份中约有 20% 的概率发生。那么，最后一家为其提供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背锅」。

以 Voyager Digital 为例。这是一家受监管的、公开上市的机构，其领导团队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设有合规部门，拥有一定程度的书面风险管理流程，并且得到了包括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在内的合法支持者的背书。

然而，Voyager 还是崩溃了，因为上述条件并不足以防止一家企业的倒闭。

当他们爆雷时，他们的银行（大都会商业银行）收到了一连串的 ACH 付款撤销请求。客户（通常来说，这是完全合理的）觉得自己把钱打过去是为了购买加密货币，但却没有收到加密货币，这看起来非常像是欺诈行为，因此他们向自己的银行（客户的银行）投诉。

然而，大都会商业银行将这些投诉描述为欺诈行为。确实存在某些客户通过虚假指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欺诈来获利的情况，例如支付购买加密货币的款项后，声称没有收到加密货币，进而申请退款，同时却保留了加密货币。然而，大都会商业银行试图拒付的那些客户，实际上觉得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加密货币。这些客户只是用钱换来了破产资产清算中的债权。

据说，加密货币是一种被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广泛采用的产品。你觉得随机找一个路人，在被问到「解释一下什么是破产资产清算中的债权？」时，他们会有自信且快速的回答吗？我认为他们可能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更有信心，比如「你有没有尝试过购买破产资产清算中的债权？」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自己的银行，说：「我用手机打开了一个应用，尝试购买某样东西，但没拿到。那些混蛋扣了我的钱。」会发生什么呢？通常情况下，银行的客户服务代表会在一个网页应用中快速记录一些简短的笔记，然后按下一个按钮。这时，客户服务代表会尽量表现得很乐于助人——但他们的表现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的时薪大约是 15 美元，接受的培训远不如地方法院的法官。他们不会进行真正的调查，也不会认真权衡事实和情况。他们很可能完全不了解加密行业中臭名昭著的破产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所有进入他们电话队列的投诉中占比微乎其微。客户从某个互联网商家那里没收到东西？按下按钮，照着话术对客户念一遍，然后挂断电话，立即接听下一个来电。

几步操作之后，这个按钮的作用将机械地让大都会银行将部分资金退还给 Voyager 现在不满的客户。然而（重点是），这些钱实际上 Voyager 并没有要分配，因为它处于破产状态。那么这些资金是从谁的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呢？答案是：大都会银行的。其股东履行了股权的「神圣职责」——承担信贷损失，让储户免受其害。

如果你为一家快速增长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银行服务，而该公司每天的资金流动量很大，并通过每笔交易收取少量手续费和/或从存款中赚取净利息，那么在某一时间点 T 内的风险资金总量（在退款或交易撤销的窗口期内）可能远远超过从时间点 0 到 T 期间收取的全部服务收入。一个粗略的估算公式是：相关退款/争议窗口期的天数 × 平均每日交易量 × 争议率。（这个争议率可能在低位到高位的十几甚至几十个百分点之间，具体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客户群的成熟度、是否有关于银行消费者权益的指南在客户中广泛传播等。）

因此，银行在选择为哪些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服务时非常谨慎。因为只要有一家爆雷，仅仅一家，就可能拖垮整个相关的业务线。

最终，Voyager 和大都会银行向法院申请修改 ACH 协议的规则以利于他们。随后，银行技术专家告诉法院，ACH 协议是以去中心化方式维护的计算机代码，因此不在任何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等等，这句话来自我未发表的赛博朋克小说，意外地混进了这篇文章，请忽略。没有任何严肃的人会说法院无法干涉软件或其开发者。法院下令对协议进行升级。这项法院命令像许多法院命令一样，由几家公司的专业人士迅速执行完毕。

大都会银行当然因为 Voyager 的这场混乱事件被起诉了。诉讼的一个主要焦点是：Voyager 向客户暗示，他们的资金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保险的保障，因此存款是安全的。Voyager 的 CEO 声称，这是大都会银行管理层提出的一个销售策略建议。而 Voyager 的市场部门则发布了明显虚假的关于 FDIC 保险的声明，声称：「[FDIC 保险] 意味着，在公司或我们的银行合作伙伴发生罕见的资金损失事件时，您的美元资金将获得全额赔偿（最高可达 25 万美元）。」

市场部门经常对这些细微区别产生误解，这也是为什么在运作良好的金融科技公司中，法律部门绝不会允许市场部门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撰写任何关于 FDIC 保险的内容。上述声明中最致命的两个词是「公司」（the company）：FDIC 保险并未且从未对银行系统中未投保客户的债务提供担保。它只对投保的金融机构的债务提供保障。（如果大都会银行倒闭，Voyager 的客户或许能向 FDIC 保险寻求赔偿，但问题是大都会银行并未倒闭。）

因此，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未向 Voyager 的客户支付过一分钱，也永远不会支付。FDIC 既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这种法律权限。

FDIC 从机构上非常反对通过虚假宣称 FDIC 保险来诱导客户进行交易。FDIC 作为银行监管机构之一，其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存款保险基金。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 FDIC 的职责。然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FDIC 负责的是存款保险基金。而加密货币行业历史上多次虚假承诺由 FDIC 为其自身失败导致的客户损失兜底，正是 FDIC 对加密货币行业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

随后，大都会银行（Metropolitan）停止了加密货币银行业务。与此同期，一些拥有重要或初步加密货币业务的银行也相继退出了加密货币银行领域。

那么，大都会银行有权这样做吗？当然有，毫无疑问。

他们是否也有能力选择不退出加密货币银行业务呢？确实存在一些外部因素在其中施加了压力，大都会银行对此也予以承认，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并非对其决策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们初步涉足的加密货币业务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问题，结果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没有这些外部压力，内部也很可能会有人因此负责。

大都会银行将其退出决定描述为受到商业和监管方面的考量影响，但这一决定并非突发，而是酝酿已久。其声明如下：

「今天我们宣布退出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资产领域，这标志着我们自 2017 年开始的一项转型过程的最终完成。当时，我们决定转向其他业务，不再扩展加密货币相关业务。」

假设你是一家美国中型银行内部的加密货币倡导者。当你向管理层提交相关提案时，监管环境无疑会让提案的接收态度显得冷淡。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层可以阅读新闻——其他接受类似提案并批准的银行都经历了巨大的损失、数月的负面新闻报道，并将在未来至少一年内受到监管机构的严密审查。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相关业务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收入。管理层为什么会同意说：「只要客户是高质量的加密货币公司，只要你能在细节上做到一丝不苟，这看起来就是一个低风险的业务。来点柴犬币吧，兄弟！」

无论如何，当 2011 年的加密货币创业者找不到银行时，人们还可以将其归咎于银行业固有的保守态度和较低的技术理解水平。然而，加密货币已经有了 15 年的发展时间，这个行业的表现也有了足够的历史记录可以被评价。而如今，加密货币正是基于这一记录接受审视和评判的。

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公平。他们会说，确实，早期确实存在一些「牛仔式」行为，但这只是创新的代价。那些怪才和极客总是站在技术的最前沿，或许他们并不总是会听从律师的建议。但早期的阶段基本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带来的是全新的东西。我们是以合规为先的负责任专业人士，完全致力于与金融和政府领域的合作伙伴合作，消除一切疑虑。我们拥有无可挑剔的背景资历，说话得体，语气专业。我们还能聘请说客，进行政治献金，并制定精心设计的媒体战略！

一些寒意源自 SBF 的阴影

关于 Sam Bankman-Fried（SBF）及其同谋和支持者，已有大量报道，然而，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远未得到充分理解和全面揭示。

SBF 等人通过对美国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刻洞察，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美国系统的逐步特权升级攻击。他们利用受信任的机构为跳板，将每一个多米诺骨牌的重量转移到下一个目标上，这种政治策略的完整叙述足以写成一本书。仅没收指控的部分内容，就填满了 26 页的印刷纸，每个目标政治人物仅用一到两行描述，美国甚至指控他试图「买下」整个巴哈马。

SBF 及其大多数同谋主要集中在民主党的势力范围，而他的代理人 Ryan Salame 则负责向共和党阵营输送利益。Salame 的律师在其量刑备忘录（第 11 页）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法律策略，明确否认任何善意目的：「无论会议讨论何种主题，Ryan 最终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影响加密货币政策，包括与政府官员会面，例如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和时任众议员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并关注疫情应对问题。」

由于与巴哈马的条约承诺，SBF 并未因贿赂官员的部分罪行受到指控。参见引渡条约第 3 条。（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复杂因素，但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硬性约束。）这一部分内容在多名同谋的认罪协议中有所涉及，这些同谋大多因与政府合作而获得较轻的刑罚。而 Salame 则拒绝合作，被判处 90 个月监禁。SBF 的父母似乎不太可能受到指控，尽管他们积极参与了犯罪活动，并且明知其中的违法性质。他们不仅提供了大量专业建议，而且这些建议与其职业领域直接相关。例如，SBF 的母亲——一位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和民主党资金筹集人——建议他利用同事作为「代捐人」，以规避强制披露法对形象的潜在损害。我虽然不是斯坦福法律教授，但显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SBF 一度被认为是乔治·索罗斯的接班人，成为新一代在华盛顿有雄厚资金支持的民主党旗手。自 2022 年以来，加密行业感受到来自民主党的所谓「表演式愤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试图表明加密货币并未成功「收买」他们。

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加密行业，许多人似乎都有选择性记忆——对他们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参加的会议、签署的交易、拨打的电话以及享用的招待食品等选择性遗忘。

但在批评别人之前，先审视自己的问题：SBF 给我的印象是极其聪明、极度犬儒，但在动机方面却是坦诚的。我认为他可能是加密行业中最有能力的操盘手之一。（请不要认为这是多高的赞誉。）此外，当时我也认为他是 Tether 的「跑腿」，并曾私下对人说：「别靠得太近，他有 5% 的几率会进监狱。」

事后看来，我高估了他在几个重要领域的能力，完全忽视了他大规模诈骗的事实，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强烈的同类情感。对于那些让我们想起自己或身边挚友的人，我们会产生如木星般巨大的盲区，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如何，Tether 目前最重要的「跑腿」是 Howard Lutnik，不过他可能会从这一角色中抽身，因为他目前领导特朗普的过渡团队，目光锁定更大的目标。相比之下，MicroStrategy 的高隐含波动率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有「世纪交易」，那可能就是 Lutnik 的可转债套利了。

一些加密货币支持者认为，用 SBF 的丑闻来抹黑整个行业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出于行业内部的原因（「他是中心化金融，而不是真正的 DeFi，他还试图强迫我们跟随他的步伐！让他去吧！」）还是政治原因（「这可不是我们阵营的事！Salame？没听说过！」）。

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民主制度应当根据个体的实际表现进行审慎评判，拒绝集体惩罚；另一方面，政治体系不应该像松鼠一样健忘。

「窒息点行动」

曾经，有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不道德决策。这并非在某个烟雾缭绕的后室里一次性完成的孤立事件，而是从小处开始，逐渐蔓延，随后被掩盖，最后真相浮出水面，受到严厉且正当的谴责。

有些极其不良的行业频繁、密集地使用银行体系，同时又引发大量客户投诉。债务催收行业就是其中之一。

坦白而言，我曾多年以无偿身份为在债务催收（以及银行）方面遇到问题的消费者发声。我曾形容债务催收行业是「美国最为可憎的藏污纳垢之地之一。」此外，我还将一些消费者信用领域的底层掠夺者归为「债务催收」的范畴，否则列举起来恐怕没完没了，包括发薪日贷款公司、所谓的「信用修复」机构，以及与债务相关的电话营销公司。

银行监管机构在收到客户投诉后（有些精明的客户，例如听从像我这样倡导者建议的客户，会通过监管机构进行投诉，因为这种途径通常比直接联系客户服务更有效），向银行发出警告，称债务催收机构在客户声称未经授权的 ACH 转账中表现出极高的风险比例。当然，声称这些转账未经授权的客户并不总是完全坦诚。然而，债务催收机构确实经常故意利用人们对银行系统运作的常识性理解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可参考之前的文章深入了解。

现在，服务于债务催收机构的银行可以计算出他们处理的 ACH 支付中有多少遭到了投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银行可能缺乏对债务催收行业投诉结构异常高的认识，这是「以银行视角看世界」的原因之一。进一步来说，可以合理地辩解，监管机构有权向银行告知他们可能不知道的信息。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也是公共服务人员的合理职责范围。

那些愿意为债务催收机构开设账户的银行（需注意，并非所有银行都会这么做！）对这类业务是持接受态度的。尽管债务催收行业并不高尚，但在美国，它是合法且受到监管的。而银行并非是其客户在法律规定下履行各种义务的全方位监控机构。

但通过立法机构和法院解决问题既慢又昂贵，为什么不干脆让银行来执行呢？我们早就让它们运作类似于私人情报机构了！让它们再承担一些私人消费者保护局的职责，又有什么不可呢？

奥巴马政府也不喜欢债务催收机构，原因和我不喜欢它们的原因非常相似。因此，他们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那些（已知的、可接受的、可控的、当然也不会威胁生存的）ACH 撤销风险相比，为不良机构提供银行服务所带来的风险更为广泛。这些客户投诉可能损害银行在社区中的声誉，进而导致例如客户存款的流失。这会使银行陷入危险境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原因。如果某种风险可能危及银行，那自然就应该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表意见。

要摆脱这种危险，就必须将债务催收机构踢出局。

但要让 FDIC 接受这种观点，需要一批非常有才华的人进行游说和说服。

司法部有一个非常引以为傲的法律理论。1989 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法法案》（FIRREA）赋予司法部追查任何影响联邦保险金融机构的欺诈行为（以及许多其他犯罪）的权力。FIRREA 是在储蓄与贷款危机后通过的，旨在保护小型金融机构免受风险，从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危机。

你的常识可能会让你认为：「哦，国会大概是想打击那些针对银行的欺诈行为，比如说，规模大到足以威胁一家小型社区金融机构的欺诈？我可以理解，一笔巨额虚假的银行贷款可能会让一家小银行陷入危机。查一下历史记录的话，确实在储蓄与贷款危机中也出现过一些严重虚假的银行贷款。好的，所以我们将欺诈银行的起诉联邦化？听起来很合理。」

如果你有这样的直觉，那显然你还不够有创造力，无法成为奥巴马政府司法部的一名律师。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你提供了某种便利欺诈行为的「渠道」，比如给欺诈者开设银行账户，那么你就对一家金融机构（自己）造成了影响。因此，司法部可以以「自我伤害」的理由追究你的责任。请注意，这并不需要你真的损失金钱，哦不，司法部还可以因为你使自己的监管机构对你评价更低而追究你的责任。当你与司法部和解时，它会要求你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停止你的「自我伤害」行为，并且停止为特定行业提供银行服务，比如发薪日贷款公司。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以下是司法部专业责任办公室（DOJ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的一份报告中的直接引用（扩展了缩写），报告第 16 页阐述了他们对司法部律师行为的免责结论：

「如以下详细说明，[消费者保护部门] 在「窒息点行动」倡议产生的三起案件中，依赖了『自我影响』理论以及其他责任理论。」

当司法部 (DOJ) 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指示一家银行去做某件事，或者强烈建议银行采取某种行动时，事情通常并不会就此结束。你当然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抗争。

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博弈的游戏，参与者双方都有有限的资源和极为复杂的偏好。双方都在不断挑选自己的战斗点，既有妥协，也有让步。当你的对手对你满意时，你的电子邮件会得到更快的回复，你的请求更容易被批准，你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一切顺利。无论是银行还是监管机构，归根结底都是由人组成的，他们有情感、有职业生涯需要规划，还有年度绩效评估需要完成。

实际上，银行从为债务催收机构提供服务中并没有赚到太多钱。银行文化对债务催收文化的看法通常是，这些人不光滑、不体面，地位低下。因此，银行往往会选择顺从。在向债务催收机构发出的结束服务关系的通知信中，很多银行相较于一般的此类信件内容显得格外坦诚：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对此深感抱歉，但由于我们收到了针对贵行业的监管指导，因此我们不再有意愿继续为该行业提供服务。

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有着多样化的政策偏好。

例如，政府对枪支并没有特别支持。

枪支销售商并不像债务催收机构那样使用银行服务。他们不会经常性地用欺骗手段促成「枪支换钱」的交易。他们对自动清算中心 (ACH) 的拉款功能需求并不强烈（根据行业常识，置信度为 99%），也没有特别高的交易争议率（置信度为 95%，基于相同的行业知识）。

但监管机构发现，只需提到「声誉风险」，就能让任何不受欢迎的行业被贴上高风险标签，而几乎无人质疑。他们认为，为枪支销售商提供银行服务存在高风险：你难道没看新闻吗？校园枪击案。你希望这种事情与你有任何关联吗？接受枪支销售商的业务，可能会危及你的声誉，从而影响你的存款基础的稳定性，进而威胁到你的银行和保险基金的安全。

在国会听证会上，FDIC 表示，他们并未要求任何银行停止为某些不受欢迎的行业提供服务。

「我们所做的，是尽可能清晰地发布指导文件，明确且公开地表示，只要银行有适当的风险缓解措施，我们不会禁止或阻止他们与任何他们想要合作的对象开展业务。」

令人意外的是，有人可能认为自己在这里确实是在陈述事实。因为「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发薪日贷款机构没有被列入高风险名单」、「你是否针对发薪日贷款机构造成的存款风险建立了完善的尽职调查（EDD）计划？」以及「那你确定你应该接受这类业务吗？」这些话语，无论单独来看还是作为一套话术，都可以与这种声明保持一致。（这些并非直接引用，而是对对话阶段的总结，我相信这能公平地反映记录中大量显示的真实对话内容。）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监察长办公室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试图将「窒息点行动」的全部责任推给司法部（DOJ）。

报告指出：「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 FDIC 使用高风险名单来针对金融机构。然而，2011 年夏季版《FDIC 监督洞察杂志》和相关监管指导中提到的某些商户类型，确实让我们采访的一些银行高管感到，FDIC 在劝阻机构与这些商户开展业务。这种感受在涉及发薪日贷款机构时尤为强烈。」

当监管机构发布立场文件表明希望你采取某些行动，并在个别的监管指导中重申这一点时，作者通常不会认为这些政策方向是由一群猴子在键盘上随意敲打而随机生成并发布到网上的。

正如常见的情况一样，那些指示银行停止为目标行业提供服务的监管官员，忽视了 Stringer Bell 的建议——在犯罪阴谋中不要留下记录。然而，FDIC 和 DOJ 内部发送的电子邮件被例行存档，而银行（当然）也会保留来自监管机构的往来文件。这些邮件的内容是无法回避的，而它们的内容非常具有破坏性。

例如，美国司法部在其内部文件《「窒息点行动」六个月状态报告》（在国会报告中摘录）中写道：

「由于互联网发薪日贷款业务模式及其基于消费者银行账户借贷的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许多银行已决定停止处理支持互联网发薪日贷款机构的交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对消费者来说是积极的变化……虽然我们认识到，这可能导致银行因此决定停止与合法的贷款机构合作，但我们不认为这种决定应该改变我们的调查计划。」

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也不是几次，更不是某些独立行动的检查员胡乱为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六个地区办公室中有三个区域主任向监察长办公室 (OIG) 表示，他们理解华盛顿的意图是希望抑制发薪日贷款业务，其中两人明确表示，他们预期会，正如 OIG 所述，要求支持发薪日贷款的机构「制定退出策略」。

这是否需要自上而下的直接指令？事实上，即使没有自上而下的指令，也可以通过地方办公室的类似行动来推动全国性的计划。文化的同质性，加上基层员工对某项政策方向的认同，往往足以促成这种结果。我们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稍后会对此展开讨论。

日语中有一个优美的词汇「忖度」，用来描述勤勉的下属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而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忖度是美国职业阶层中的一项核心技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有时会被形容为「积极主动者」、「高自主性」、「大胆」、「有主动性」、「像老板一样行动」等等。如果你在合规领域工作，却没有时刻为监管机构「忖度」，那你就是个很糟糕的合规专业人士。如果你是 FDIC 的一名区域主任，却没有时刻为华盛顿「忖度」，那你同样称不上称职。

但「窒息点行动」本身确实是官方政策。如果不是，那么像美国这样复杂的实体就永远无法被描述为曾经有过哪怕一次官方政策。

正如 FDIC 前主席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中所写：

「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司法部内部文件明确显示，司法部更倾向于通过「窒息点行动」迫使银行放弃某些客户，而不是直接起诉非法或欺诈性企业，因为这样做更简单、更快捷，也需要更少的资源。」

「窒息点行动」针对的不仅仅是债务催收机构、枪支销售商和发薪日贷款公司。FDIC 的列举清单共有 30 项，从显然具有侵害性和非法性（如诈骗）到「可以构建一种叙述，说明为该行业提供银行服务是有挑战性的」（如色情行业）再到「我们不喜欢的各种东西」（如种族主义以及……烟花？真的？）。

当「窒息点行动」被曝光后，媒体和国会一片哗然，因为它的行为既武断又无法无天。（这里我使用的是普通美国人理解的「无法无天」的意思，而不是司法部律师的专业定义——他们可能会因为被称为「无法无天」而不满，因为他们有三个法庭案例和一项已有 25 年历史的法规，这些在备忘录中被清楚地解释为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

「窒息点行动」的设计者们始终坚称，该行动并非为了实现其显而易见的目标，并否认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后果。

这些机构随后被直接指责对国会缺乏坦诚。如果你告诉一位国会议员，他对《华尔街日报》的解读是错误的，而实际上你的上司们正在因为《华尔街日报》准确报道了他们的重要工作而相互庆祝，那国会显然不会高兴。接着，他们会拿出你上司的电子邮件副本给你看，而这些是他们可以通过传唤获得的，因为他们是国会。（参考《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报告》，同上，第 10 页）

一些学术文献对监管机构的观点表示同情。（不过更多文献并不如此。）

如果你希望从「钢人论」角度理解，这大概是你能找到的最佳版本。这种观点认可司法部通过创造性解读《金融机构改革、恢复与执行法案》（FIRREA）并针对第三方支付处理机构和银行来打击欺诈的努力，同时指责金融行业为了商业利益而大肆炒作此事，还试图通过对「高风险名单」的部分有限披露来缓和争议。此外，这一论点还声称，枪支行业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了这一新闻热潮，尽管实际上并没有针对它的具体执法行动。

我的观点？我会看邮件。邮件的内容就是它们的内容，即使承认这些内容可能会让一名公务员丢掉工作。我也读过事件的事后分析（包括多年前的分析；这类事情是我的业余爱好，后来变成了我的工作）。我认为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回颜面，由那些对同僚因执行政府的政策偏好而可能失去工作和养老金感到羞愧的公务员撰写的。

有时候，政治中确实会有人撒谎。有时候，正义得不到伸张。我知道，这可能让你感到震惊，请努力消化这种冲击。

「窒息点行动」几乎被遗忘了，除了那些对银行事务痴迷的人。

直到……

所谓的「Choke Point 2.0」

Nic Carter 是一名加密货币风险投资人兼播客主持人，他时不时会发表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见解。最近，他坚定地试图将一系列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监管活动贴上「Choke Point 2.0」的标签。这一品牌化的尝试意在将这些活动与政治动机驱动的非法行为挂钩，从而削弱它们的合法性。这一说法也因此在加密货币支持者中逐渐流行起来。

与最初的「Choke Point 行动」不同（那实际上是一项由中心化指挥的行动，具有书面的项目计划、状态会议、持续的进展报告，并由参与者决定了一个代码名称——事后看来，他们应该与自己的公关部门沟通，选择一个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名称来描述他们的计划），「Choke Point 2.0」则像拉伸的太妃糖一样，试图将所有近期加密货币支持者不满的监管活动都归入其中。因此，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复杂而多样化的历史，才能公正地理解这些支持者的观点。

Carter 在这一主题上产出了大量相关内容，其中之一便是《政府是否为了摧毁加密货币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至于标题中的问题，答案是：没有。我们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迄今为止，这场危机幸运地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而这一危机主要是加息以遏制通胀的意外副作用。

Silvergate：加密货币曾有一间银行，如今没有了，怀念曾经的好时光

加密货币支持者对一小部分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银行监管有具体且普遍的担忧。他们将这些担忧与「去银行化」（debanking）的叙事联系起来。

尽管他们对所提到具体案例的程序性历史缺乏关注和深入了解，但一些支持者还是尝试进行了原始报道。这一点值得认可。

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乎所有银行都将加密货币相关业务视为高风险，因此选择避而远之。然而，有一小部分银行曾积极参与加密货币业务。这些银行向公众和监管机构宣称，已经具备了合规处理这些业务所需的增强尽职调查（EDD）。这对加密货币行业来说极为重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显而易见（几乎每个企业都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另一个则不太明显。

加密货币经常标榜去中心化的优越性，但中心化系统实际上比去中心化系统更高效。在使用银行支付网络时，在常规银行营业时间以外进行转账非常困难（银行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约为「5 个 9」）。这增加了企业的风险，同时也成为资本的持续成本。

加密货币市场是 24/7 全天候交易的，而加密货币公司希望能够随时结算交易，尤其是涉及稳定币和支撑它们的美元之间的交易。加密行业的解决方案是集中在同一家银行进行业务——这就是 Silvergate。我曾在其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将其描述为「加密货币的第一国民银行」，这一点让我感到颇为惊讶。

Silvergate 曾经的关键产品 SEN：加密行业的关键基建，令人怀念

Silvergate 提供了一项名为 Silvergate Exchange Network (SEN) 的特别产品。SEN 既可以被看作是枯燥但关键的基础设施，也对加密货币行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今，加密公司对 SEN 的怀念可谓深切。

简而言之，SEN 允许 Silvergate 客户之间几乎全天候进行账簿转账，将美元余额从一个账户快速转移到另一个账户。这使得它们能够不断结算彼此之间加密交易中的美元部分。

这对稳定币发行商尤为重要，比如发行 USDC 的 Circle。Circle 的 USDC 托管银行主要是 SVB（硅谷银行）。Circle 希望能够随时向像 DRW 和 Alameda Research 这样的做市商发行数亿美元的 USDC，或以类似的方式将 USDC 兑换成美元现金——这一过程的延迟通常不超过几分钟。

在金融科技领域，一个常见但并不过分的现象是金融科技公司会与多家银行合作，并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例如，一家银行可能同意处理金融科技公司的面向客户的高频低余额交易活动，而另一家银行则可能负责管理低频高余额的存款业务。这两类业务对银行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它们涉及不同的风险、不同比较优势，以及不同的收益机会。

如果你运营的业务同时满足以下两点：a）每日资金流入和流出量大，b）希望将数十亿美元保留在受监管的银行体系内，那么你非常需要找到对这两方面都能接受的合作伙伴。

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你向负责存款业务的银行提出的论点是：另一家合作银行同样是一家受美国监管的合格金融机构，具备良好的反洗钱（AML）和了解客户（KYC）等合规控制。因此，当你的业务每天结束时，通过电汇结算与该银行的综合账户的净交易额时，可能涉及数十万笔客户交易，总金额可能达到数亿美元，即使存款银行对当天的具体交易细节知之甚少，它也应该感到放心。

这些交易的模式很可能与昨天和明天的没有太大差别，而银行的合规部门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信任的合作机构已经实施了适当的控制措施。因此，管理这笔巨额资金的银行绝不会被视为协助或纵容洗钱行为。它可以依赖第二家银行的监控和控制机制，外加加密公司的合规部门。此外，双方会通过许多正式的合同承诺以及非正式的口头或书面保证来建立信任关系。这一模式确实有效，并且严肃的专业人士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但高频交易银行的诚信度和操作合规性是整个体系的关键支柱。

Silvergate 并非一家管理得当的机构

实际上，SEN 并未具备健全的风控环境。相反（第 70 段所述），它几乎没有任何交易监控功能。Silvergate 确实购买了许多银行常用的自动监控标准软件包，但由于配置问题，这套系统对 SEN 交易完全不起作用。

Carter 对此情况的描述是：「SEN 的交易监控系统在升级后出现了故障并停摆。」

Silvergate 从机构层面上意识到了这种「停摆」，但却无力解决问题。

我拥有工程学学位，创办过五家软件公司，并在科技行业工作多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将一个长达十五个月都未解决的问题称为「停摆」。一天的停摆可以理解，一周未修复是人为能力问题，但一年未解决则是战略性失败的体现。

在这段时间内，SEN 处理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交易。Silvergate 并非不知道 SEN 的使用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祝贺他们！），但他们对每天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动熟视无睹，尽管这些交易是通过他们的银行牌照完成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 Silvergate 同时期的内部通讯记录、他们购买和实施的技术工具的实际情况，以及在诉讼和向监管机构提交的宣誓声明。这一点已无需任何理性争辩。

那这算什么呢？只是个无害的文书疏漏吗？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

历史上，银行内部账簿转账的反洗钱风险较低，因为这种操作难以实现「分层」（layering）目的：同一个合规部门可以看到资金流动的完整路径。此外，大部分此类交易通常发生在同一控制主体下的实体之间。「分层」的目的在于切断资金流动的监控链条，而在合规官员面前把资金从左口袋转到右口袋显然达不到这个目的。这种低风险假设显然已经深深嵌入了 Silvergate 的员工对新升级的监控套件 ATMS-B 的理解中。

然而，SEN 交易虽然在实施上表现为银行内部账簿转账，但实际上是高风险的。SEN 的设计目的是允许不受同一控制的交易对手以极高的速度结算交易的一部分。而交易的另一部分通常发生在区块链上，这部分交易银行无法监控。如果你既看不到区块链上的那一部分，又看不到银行账簿上的这一部分，那么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每天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动中，交换等值于现金的银行存款，而没有任何有效的反洗钱监控措施。

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Silvergate 的首席风险官 Kathleen Fischer 曾在内部谈到 SEN 监控缺失时表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要么我们已经建立了其他控制措施来弥补这一点，要么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只能接受后果。」

事实是，Silvergate 并未建立任何其他控制措施。

卡特声称，该银行的所有客户都经过了严格的 KYC（了解你的客户）和入职流程。尽管 Silvergate 可能始终如一地执行了 KYC 和入职流程，但对怀疑者来说，将其视为形式主义的做法也并非不可理解。

Silvergate 为与 Binance 相关的多家实体提供服务，而 Binance 是一个已承认的犯罪共谋团体，大规模从事洗钱活动。Binance 及其管理层就像电影里的反派角色，他们多年来肆意践踏法律，通过管辖权之间的策略游戏规避金融监管。通过 Silvergate，Binance 及其相关实体完成了 220 亿美元的交易。

强制性的合规培训总是让人感到枯燥无味，有时我们喜欢通过有趣的小游戏让它变得生动些。让我们一起来玩「发现风险信号」的游戏吧。

我们刚刚收到一家注册在塞舌尔的公司提交的开户申请。该公司由一位全球知名的亿万富翁实益拥有，而这位实益所有人声称自己没有固定住址。他经常出现在负面新闻报道中。他本人及其公司多次收到来自多个国家的停止经营令，这些命令指控其提供无牌金融服务、涉嫌洗钱、故意不遵守法规以及向监管机构撒谎的行为有着详尽的记录。该公司没有实际运营或员工，仅是一个空壳公司。其计划的资金流动模式包括接收电汇资金（包括国际电汇），这些资金来自该银行几乎没有直接了解的第三方对手方。公司计划立即将这些存款转移至第三方金融机构，以便这些对手方购买匿名的无记名票据，具体而言就是等同于现金的工具。公司预计其交易量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单笔交易金额可能高达八位数。

Silvergate 欣然为 Key Vision Development Limited（第 4 页提到），即上述提到的空壳公司开设了账户，并允许其存入和提取超过 110 亿美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Silvergate 在 2021 年终止了 Key Vision Development Limited 的银行服务。记录中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敏锐的读者或许能够猜出一二。然而，Binance 的主要实体依然享受着 Silvergate 的「周到服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享受着服务中「令人满意的忽视」，直到该银行破产为止。

然而，Silvergate 反复「踩中」的主要雷区，还是其与 FTX/Alameda 及其高管的关系。他们是该银行的最大客户，存款占比达到了数十个百分点。正如银行及其高管所承认的，Silvergate 对这些客户的监控几乎可以说是严重失职。

Carter 引用了一位未具名的 Silvergate 高管的话，其内容大致与此前该行对媒体和监管机构的声明一致：

「我们在处理 FTX/Alameda 客户时，确实没有做到足够严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增长速度非常快的缘故……或许我们本可以发现 FTX 通过 Alameda 进行存款中介的情况。事后看来，我认为我们本可以将这些线索拼凑起来并识别出问题。但这并不是法律上的失职，我们也没有义务发现所有问题。我们的合规程序符合法律要求。这确实是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故意的不当行为，也没有与坏人合作。」

这与他们此前的表态一致，但不值得给予无限信任。

Ryan Salame，这位在通过银行系统洗钱加密货币领域的专家（其律师在第 7 页及后续部分描述了他的这项「技能」），曾发推表示，很难相信 Silvergate 不知道 Alameda Research 和 North Dimension 实际上是在接收 FTX 的客户资金流动。Salame 多次明确表示，Silvergate 故意与他合作，协调了这些资金流动。即使不是刻意为之，Salame 的观点仍然成立：即使 FTX 完全是内部设计了这套方案，即使 Salame 自己独自操控了所有操作，Silvergate 也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但假设你既不相信 Salame，也不认为我了解银行运作机制，或者你选择无条件相信银行高管的否认，或许是因为你认为银行高管绝不会撒谎。那么，对 Silvergate 最有利的解释是，在多年来专注于增长而忽视其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它作为一家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在美国所需的最低合规能力要求上表现得一再低于标准。

在 FTX 崩盘后，Silvergate 选择了自愿清算。这里可以给他们一点点肯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相对有序的方式完成了清算，而不是像 Signature 那样爆雷。Signature 的加密货币敞口要小得多，但还是出了问题。（Signature 也有一个类似的账户转账 API 产品，叫 Signet，不过这是它故事中较小的一部分。）

卡特对与 Silvergate 银行相关的监管活动提出了多项投诉。其中之一是，他声称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不允许 Silvergate 出售其 SEN（Silvergate Exchange Network）。我认为这一指控非常可信，即使没有确凿证据支持。Silvergate 曾运营着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洗钱机器」，长期以来引发了对其采取纠正措施的紧迫需求，但该银行并未采取积极的纠正行动，随后直接导致了巨大的消费者损害，并让许多政策制定者感到极为尴尬。当银行的首席风险官预测「即将面临的问题」时，这些问题正是她所指的那些挑战。

卡特进一步声称（我认为这是相当有原创性的报道，值得称赞）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其他银行监管机构曾给予口头指导，要求银行将加密货币存款比例降至 15% 以下，才能被视为「安全可靠」。如果银行监管机构使用了这些措辞，这并不是一种建议。卡特抱怨说，没有法律依据支持这一任意数字，这一门槛实际上使银行参与加密货币业务变得不可能，并且是特意为了打击特定银行而制定的。

一些监管机构是信息披露监管机构，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另一些则是审慎性监管机构。审慎性监管机构的通常做法是根据广泛的法律指引，通过规则制定过程或更为非正式的指导（甚至 FDIC 会称其为「道德劝说」）将其转化为具体要求。这一过程产生了既有明确要求，也有更模糊的范围，这些范围需要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对象之间进行持续的协商。

FDIC 是否有法定权力设定「神奇数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FDIC 确实拥有这样的权力，并且可以长篇大论地向你列举相关法律依据。比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有法定权力为螺栓扭矩设定「神奇数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法定权力为番茄酱的允许流速设定「神奇数字」。

那么，监管机构在此是否越权了呢？显然不是！看看之前关于「扼喉行动」（Operation Choke Point）的描述及其背后的监管权理论。要将支持发薪日贷款机构的银行业务与声誉风险、银行挤兑以及威胁存款保险基金联系起来，确实需要某种「神奇的思维」。但将加密货币存款视为不稳定、高度相关且可能引发挤兑的风险，并不需要这种「神奇思维」！我们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加密货币引发的银行挤兑。

一个合理的观点是，监管机构的问题并不是滥用裁量权，而是因过去的监管失误和/或错失的机会而不得不通过矫枉过正来应对重大消费者损害。令人震惊的是，监管人员竟然没有察觉到 Silvergate 的商业模式已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模式是其 IPO 的基础，与过去作为一家只有两家分行的房地产银行完全不同！这一合理的观点甚至已经被美联储提到过。参见《发现报告》第 2 页。

15% 的门槛是否使银行几乎无法从事加密货币业务？从经验来看，并非如此。其他银行的加密货币业务比例远低于这一门槛，这可能也是这一数字被选择的依据。例如，Metropolitan 银行在高峰期的加密货币存款占比大约为 25%，随后降至 6%。它相当有说服力地向利益相关方证明，其风险管理做得很好。而且值得一提的是，Metropolitan 银行仍然存在。因此，监管机构完全可以合理地表示：「好的！6% 是『绿灯』，14% 是『黄灯』，我们不希望你再次飙升到 25%，而 96% 则是『深红警报』，想都别想。」

你可以对许多开展加密货币业务的银行做出类似的观察。Coinbase 并不会把客户的钱塞进床垫里。他们主要合作银行的加密货币风险敞口是……<杰米·戴蒙抢过键盘>「坚不可摧的资产负债表」。

卡特进一步指控或暗示（有时候不太明确他具体想表达什么）参议员沃伦和/或监管机构与做空者勾结，通过引发流动性危机故意扼杀 Silvergate。

他特别提到了沃伦等人签署的一封信，其中包括这样一句话：「如果需要额外的流动性，你的银行可以通过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和旧金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获得纳税人的资金。」

卡特认为，这句话是故意写进去的，目的是向旧金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施压，要求其收回预付款。这会迫使 Silvergate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寻找流动性。在这封信发出后，Silvergate 确实偿还了这些预付款，并在证券文件中表示，这迫使他们加速出售证券，导致业内传言称这是他们最终决定关闭的原因之一。旧金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则坚决否认曾对其施压要求加速偿还。

空头在 Silvergate 的崩溃中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完全相信，空头确实与参议员沃伦和监管机构进行了沟通，并且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们有策略地利用这种沟通向该银行施加压力。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是：他们自己声称如此，并且对此大肆炫耀，仿佛将 Silvergate 钉在了墙上。

然而，空头通过做空 Silvergate 赚取数十亿美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且前瞻性的。

著名的空头投资者 Marc Cohodes（对 Silvergate 有深度做空）与对银行监管有很深理解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Ram Ahluwalia 曾在 Silvergate 崩溃前就其情况进行过一场辩论。我不会逐字逐句地回顾这场辩论，但在它发布时听完后，我的感受是：「Cohodes 在这场辩论中遥遥领先，尽管 Ahluwalia 在『为单一洗钱者提供银行服务是否会在监管机构眼中危及合规程序』的问题上有更准确的判断。」（当时，我实际上受限于不能交易银行股票，但听完这期播客后，我采取了对职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行动。）

我认为，可以对 Cohodes 或空头投资者整体提出一些批评，但「他们对做空 Silvergate 的逻辑根本性地错误，需要政府干预才能获利」的说法，显然无视了大量事实。你可以回顾 Cohodes 在那次演讲中所说的内容，结合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判断其准确性。

我长期以来使用的一个判断方法，源自我过去参加辩论赛的经验：如果一方对细节的掌控令人印象深刻，随机选取的细节经得起推敲，而另一方却没有提出具体细节，只是激烈地拍桌子，那就押注前者。

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押注他们的前高管。Silvergate 的前首席技术官（同时也曾担任首席运营官）是现任 CEO 的儿子，他有一个推特账号，在上面分享了他的观点。对于一名银行高管来说，他在描述监管机构通信内容时表现得极为随意。

例如，他写道：「2022 年感恩节后的周日，监管机构同时针对 5 家银行采取了行动。在此之前，监管机构并没有反对，Silvergate 也一直与他们保持合作，但一切突然改变了。」

事实上，早在 2022 年 4 月，Silvergate 就收到了美联储针对其《银行保密法》（BSA）/反洗钱（AML）监控计划充分性问题发出的「需立即关注事项」（MRIA）。他们在 11 月又收到了类似的 MRIA，但此时情况已经不可挽回。参见 SEC 的投诉文件第 80 段，该文件实质性地确认了此案中「前雇员 5 号」（一名合规官员）在证词中提到的 MRIA。这些 MRIA 明确指出，MRIA 与「需关注事项」（MRA，不同于 MRIA，MRA 是一种正式的监管指令，要求被监管机构在日常业务中给予高度重视）不同，MRIA 是「放下手头一切、立刻修正」的命令。

美联储在向银行发出「需立即关注事项」（MRIA）时有固定的措辞（见第 3 页）。美联储监管着各个规模和复杂程度的银行，包括一些小城镇的社区银行，其董事会成员通常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确保这些缺乏专业知识的银行高管或董事会成员不会忽视 MRIA 既是命令也是警告的性质，并能够正确理解其意义，固定措辞为：「董事会（或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必须立即……」（原文加粗）。

SEC 随后指控 Silvergate 的高管在 FTX 崩盘后，向投资者虚假陈述了其流动性问题的严重性。

假设我们暂且相信 Silvergate 管理层的辩解，即他们在其最大客户崩溃、存款流失约 70% 的情况下，仍准备继续正常运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机构说出类似「我们支持对合法行业提供银行服务，但前提是需要有充分的控制环境。然而，你们必须将加密货币存款的集中度降至 15% 以下」这样的要求，是否与 Silvergate 在 2022 年 11 月初后的继续存续相容？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卡特和加密货币支持者的观点：任何有意义的加密货币集中度限制，都与 Silvergate 在 2022 年 11 月初后的继续存续不相容。即便是 50% 的集中度限制都难以实现，而 15% 更是雪上加霜。

简单的数学逻辑：每减少一美元的存款流失（事实上，在挤兑之后你基本无法再减少多少流失），你需要找到愿意存入约 5 美元的人。即使你的销售话术感人至深，也几乎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Silvergate 根本没有途径迅速从非加密货币客户中筹集数十亿美元的存款。

Silvergate 吸引其现有存款的方式，最宽容的说法也不过是对加密货币行业的需求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为其他个人或行业提供银行服务方面，它并没有任何优势，反而存在许多劣势。由于过去几年其行为的相关事实被披露，Silvergate 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从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它显然已经摇摇欲坠。

大多数存款是通过提供常规银行服务吸引来的（这一点上，Silvergate 对非加密货币客户并无竞争力）。在行业中，这被称为「存款特许权」。银行在急需存款时有一种立即可用的选择，无需耗费数年时间赞助小联盟球队、参与年度社区节庆活动，或者在咖啡中讨论你的假期计划。可以跳过这些「汗水与微笑」的工作，直接通过支付高昂利率吸引专业金融人士的资金，这些人会将钱存入出价最高的银行。这种方法被称为「存款经纪」。

无论 Silvergate 为吸引存款支付何种利率，总有地区性银行能够匹配甚至超越它。原因在于，与 Silvergate 不同，许多地区性银行拥有实质性的第一方贷款账本（以及持续运作的贷款发放机制），并且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业务能够持续存在，而存款正是这些贷款账本（以及机制）的资金来源。

存款经纪人在进行分析时，会合理地将这种假想中的替代银行视为更优先获得非常规支持的对象（如果这种支持成为必要的话）。如果存款经纪人试图为某家银行安置例如 2 亿美元的定期存单，而几乎全部存款都未受保险保障（因而直接暴露于银行信用风险中，除非获得非常规政府支持），这一点将显著影响其对替代银行的信用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加密货币倡导者对非加密领域的银行业务并不感兴趣，也似乎无法理解为何非加密的地区性银行在 2022 年底和 2023 年初被大量做空。我认为，对于许多加密货币倡导者来说，这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服务专业人士，甚至一些投资组合中包含许多金融服务公司的专业人士，他们并非出于刻意选择忽略不利于自身叙事的背景信息，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了解利率的突然上升会如何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像许多软件工程师不了解利率突然上升会如何影响他们的股票价值一样。我也愿意承认，一些加密货币倡导者可能确实明白利率变化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但选择不在公开场合与行业内的意见领袖相左。

我并不完全相信存款集中限制是导致 Silvergate 倒闭的直接原因，尽管我愿意接受这一观点的说服。

我的基本看法是，即便所有政府雇员在感恩节被迫停职，Silvergate 可能仍然会关门。它的监管机构确实已经完全对它失去信心，但它的客户同样对它失去了信心，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a) 他们清楚自己曾将资金转入 Silvergate；b) 他们清楚现在这些资金已经无法取回。这对维持长期良好的银行客户关系来说，无疑是非常糟糕的事实。

此外，我认为，即便支持 Silvergate 的倡导者未必愿意承认，一家经过调查后侥幸存活下来的 Silvergate，将无法继续提供其客户真正想要的产品。它曾是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谢林点」（即自然协调点），这正是 SEN（Silvergate Exchange Network）成功的原因。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被监管放大镜审视过的 Silvergate 都不可能继续保留 Binance 作为客户。而一个 Binance 无法触及的加密货币「谢林点」，就不再是真正的加密货币「谢林点」。失去这个「谢林点」后，如果 Silvergate 只是一个能让你存放 300 万美元种子轮资金并在开发 Solidity 代码时支付薪水的银行……这样的 Silvergate 没有业务可言。而在 2022 年底和 2023 年初，正处于持有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情况下，这样的 Silvergate 注定不是一个好时候存活下来的企业。

但假设我们退一步争论：如果政府确实有意制造出不利于 Silvergate 继续运营的条件，并且这正是导致其倒闭的直接原因，那又如何呢？

这是否算是对行业规范的破坏？我们是否允许政府关闭银行？

如果你曾在金融行业工作过，你一定参加过强制性的合规培训。培训签到是必须的，通常每年还会有一次复训。在培训中，人们会带着些许嘲笑和玩笑的态度，而你的培训师会非常严肃地说：「注意听，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搞砸了，监管机构可以对我们做任何事情，大概率是巨额罚款，但最严重的可能是直接关闭这家公司。你个人甚至可能因此坐牢。」

金融行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谨记这一教训。每年总有少数人忽视了它，然后他们会亲身体会到为什么这项培训是强制性的。

我们是否应该允许政府关闭银行？答案是：应该。

但合理的人可以对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所需的门槛，以及应遵循的程序形式持不同意见。

如果我们仍在辩论队中，你或许会要求我让步：「政府需要明确承认 Silvergate 是被故意关闭的。」而我会反驳：「可以，但作为交换，反方需要承认 Silvergate，包括高管层在内，清楚地知道 Alameda 和 North Dimension 故意接收了来自 FTX 客户的资金流。」大约十五分钟后，我认为双方都不太满意，但都从中学到了令自己受益的东西。最终双方可能会达成共识：要么 Silvergate 必须退出市场，要么在没有政府非常规支持的情况下，FTX 事件后 Silvergate 注定难逃倒闭命运。

关于对 Signature Bank 无需进入接管程序的质疑

Carter 认为，Signature Bank 也遭到了类似的针对性处理。他的部分依据来源于该行董事会成员 Barney Frank 的说法。这位董事在银行倒闭当时及之后的媒体采访中坚称，Signature Bank 在那个经历了银行挤兑的周末仍然具有偿付能力，并且拥有足够的流动性。

或许有人忘记了当周的背景。3 月 8 日（周三），Silvergate 宣布关闭。3 月 10 日（周五），硅谷银行（SVB）在经历历史上最猛烈的银行挤兑后被接管。而同样在 3 月 10 日这一天，Signature Bank 在短短数小时内经历了 186 亿美元的存款挤兑。

在这一背景下，让我们回顾 Signature 在 3 月 11 日和 12 日那个周末认为其业务状况如何。

Signature 在那个周末难以提供一个可信且数字能够对得上的故事（见报告第 35 页）。引用事后调查报告：

Signature 需要提供可靠且现实的数据，特别是关于即时可用的流动性和正在进行的存款提取情况，以支持监管机构和银行对其流动性状况进行分析。然而，一旦 Signature 开始提供这些关键问题的相关数据，监管机构发现这些数据并不一致，并且持续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Signature 的高管们和其他相关人员在整个周末与监管机构进行了连续的电话会议。这些会议从监管机构对银行挤兑的关注开始，并坦率地指出银行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然而，在监管机构看来，Signature 在讨论流动性来源、资产组成与质量以及当前待处理的提款请求时，要么是故意编造，要么是表现出了极为不合时宜的技术性无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监管机构认为 Signature 的表现危险地脱离现实，例如一位高管竟然将这个周末描述为「到目前为止并无特别事件」（这是原话）。

指控 Signature 在编造事实是一个严重的指控。银行监管机构通常（大多数情况下）是严谨认真的人。

再次引用事后调查报告：

例如，截至周日下午，Signature 向监管机构表示，其商业地产投资组合中将「极有可能」在周一提供近 60 亿美元的流动性。然而，监管机构明确知道，美联储纽约分行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完成对该投资组合的审查和估值。

Signature 是否知道其商业地产投资组合不可能在周一成为有效的抵押品？显然知道。

为了帮助不熟悉商业地产（CRE）银行业务的读者理解，这里做一个简要说明：

Signature 的计划是将其商业地产贷款组合的一部分作为抵押，于那个关键周末之后的周一提交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认为美联储会按照投资组合的价值减去一定折扣后给予其信用额度。Signature 计划将获得的信用额度立即转账给要求提款的客户，就这么简单。

然而，商业地产贷款并不是像国债甚至抵押支持证券那样可互换且易于分析的资产。它们在最佳情况下也是复杂且量身定制的法律协议。而 2023 年对纽约商业地产市场来说绝非「最佳情况」，这一点任何读报纸的人都清楚。因此，这些贷款的估值绝不是简单地把未偿余额复制到 Excel 里做点数学运算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得仔细阅读这些协议，构建模型（如果你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最终几乎会重新审核这些贷款，因为纽约的商业地产市场实在糟糕透顶），然后得出受损估值，再进行折扣处理。

Signature Bank 虽然涉足加密业务，但其核心命脉是纽约商业地产市场。这是一家以纽约房地产为生存根基的银行。它们居然认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将其贷款组合视为「极有可能」成为优质抵押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这让我想起了 Sam Bankman-Fried。当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他认为可以度过的流动性危机时，他开始疯狂地在餐巾纸或 Google 表格上随意写下一些标示性的数字。SBF 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没人相信他。看看那些餐巾纸就知道了！

Signature，我们没有义务相信你们的「餐巾纸」，尤其是当上面的内容明显不真实，或者这些「餐巾纸」在同一场会议中前后矛盾、不断变化的时候。

对 Signature 的流动性状况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周一客户会汇出多少钱？」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银行业务，监管机构整个周末都在催促他们去做以下事情：

a）统计周一客户申请汇款的金额，涵盖当前数百笔待处理的汇款请求；

b）预测在最坏情况下，这一数字会如何变化，即在周一早上之前可能有多少客户新增汇款请求。

以下是这 48 小时内多次重复询问这两个问题的时间序列（摘自相关报告第 40 页）。注意观察，每隔几个小时，Signature 给出的最新「最坏情况」预测就已经被实际已知的汇款请求金额超越了。

随后，Signature 提出了一个新的「最坏情况」预测，而巧合的是，这个预测与已知的汇款请求金额的差距，几乎与他们之前的「最坏情况」预测的差距相同——仿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错，却完全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情况反复上演了多次。

Signature 认为自己清楚地了解那个周末的情况，而上述事实几乎可以确凿地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们还认为，周末的经历表明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引用事后分析报告（第 6 页）：

周末期间，Signature 对待处理存款提款的估计不断增加，从周六晚上预计的 20 亿美元增长到周日早上的 40 亿美元，再到周日晚上 74 亿至 79 亿美元。这些数字代表已知的存款提款金额。尽管 3 月 10 日（周五）已经发生了挤兑，且周末传来了负面消息，Signature 仍坚称周一的额外提款将是极少量的。监管机构认为这一预测不切实际，并认为银行需要做好应对另一轮重大存款挤兑的准备。（重点为原文所加）

Signature 坚信自己可以硬撑过这场风暴，并在周一胜利突围。他们甚至预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流动性将突然且奇迹般地充足起来。而后，真正的挑战才会开始：他们计划加倍努力服务剩余客户，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为其宝贵资产寻找买家，并设法扭转局面。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有偿付能力的！

Signature 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且在不断恶化的银行挤兑中失去了监管机构的信任。这种情况下，进入接管程序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不需要任何阴谋论来解释发生了什么。

事后分析报告的其余部分同样值得一读，其中的内容对银行业爱好者来说充满了专业性和吸引力。试问，还有哪里能看到关于哪些资本调用贷款能被美联储紧急窗口接受为抵押品的精彩讨论呢？

加密行业对新型「加密化」银行产品兴趣浓厚

2022 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向多家银行发送了一系列信函。获取这些信函的过程颇为曲折，包括 Coinbase 等相关方都费尽心思、斗智斗勇才得以取得部分文件。而即使已经公开的信函，也大多经过了大范围的删减。

关于透明度的简短评论： 民主治理既需要充分的透明度，也需要允许政府进行私下讨论。然而，保密的幌子常常被用作掩盖滥权的借口。例如，有人可能会声称，「那次抗议活动是由外国势力操控的！但出于国家安全原因，我无法透露依据！因此，你应该替我镇压这次抗议活动！」（剧透一下，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

在银行监管的文化中，日常与银行的监管沟通中，经常会最大程度地主张保密特权。这是因为监管机构从制度上非常谨慎，担心向市场或存款人释放某些信号会让他们认为银行失去了监管机构的信任，从而引发潜在的风险。银行监管者对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感到极度恐惧。

为了与受监管实体进行坦诚的对话，就像同事之间需要坦诚交流一样，隐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即使这些对话涉及到第三方，即使第三方非常想「旁听」，隐私依然能提升沟通的坦率程度。

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但我也同情那些加密行业的支持者，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是一种幕后操作，目的是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你们甚至都不承认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当你们最终被迫承认所做之事时，还可能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好事！就像他们在「窒息点行动」（Operation Choke Point）之后所做的那样！」

反过来说，当政府能够发布详尽的立场文件或有大量注释的起诉书时，这应该让人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武断性更有信心。当然，这种信心并非无限，但至少是一种有利的证据。

Carter 推测，这些经过删减的监管信函可能与 NYDIG 提出的一款新产品有关。这款产品将允许银行和信用社为客户提供直接接触比特币的服务。你可以将其类比为 Cash App 中的一个功能：用户可以购买比特币但无法转移它，只不过这一功能将出现在你的银行应用程序中。

我认为 Carter 关于这些信件涉及对象的判断非常可能是正确的（90%+）。许多信件的日期正好是 FDIC 发布关于银行直接提供加密货币产品的公共指导意见之前不久。而 NYDIG 是在这一机会上进展最为显著的公司（信息来源：行业普遍认知），这与我们在信件中能读到的内容相符。

那么，这是否是对我们民主规范的惊人颠覆？不是。银行监管机构有权对拟推出的银行产品发表意见，这正是他们工作的核心。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通常会说类似于信件中常见的内容：「我们会对此进行深思熟虑并给出反馈，但在此期间，请不要广泛推出这一产品。」（最终，他们确实进行了评估，结果也已公开。许多加密货币支持者对这些结果不满，因此声称存在程序上的不规范。）

这是否实质性地禁止了加密货币行业向零售用户提供金融服务？并没有。用户可以在 Cash App、Venmo、Robinhood、Coinbase、Fidelity、Interactive Brokers，以及任何支持交易美国 ETF 的经纪账户等众多平台购买比特币敞口。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渠道。加密货币支持者乐于发布新闻稿，宣传每周有多少新方式上线，帮助用户以非常合理的价格购买代币，为未来的「登月之旅」做好准备。

是否存在一种表面上合理的理由，试图在受监管的银行中实施一致性政策，而这在「扼喉行动」（Operation Choke Point）中并不存在？答案是肯定的。FDIC 的核心关切之一是，防止缺乏专业知识的客户误以为其风险资产享有 FDIC 保险。客户自然会假设他们的银行应用提供的内容都受到 FDIC 保护。而对于那些包含非 FDIC 保险产品（如保险产品或关联经纪账户等）的银行应用，其披露通常是定制化且相当详细的。

一些加密货币支持者可能希望能在社区银行应用中占据屏幕空间。我敢说 FanDuel 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感到失望并不等同于所谓的「对民主的威胁」。

一些政治人物施加了超程序的影响

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 Libra，这是 Facebook 试图创建的一个（几乎）全球性的经济网络，其代币被描述为美元稳定币或某种货币篮子。Libra 是一个联合项目，以 Facebook 为事实上的主导方，并有多个行业合作伙伴参与。（Stripe——我的前雇主——曾一度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我再次声明，上述言论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 Stripe 的立场。）

然而，Libra 从未面世。不久之后，Facebook 放弃了该项目，并将相关技术出售。最终买家是 Silvergate，当时 Silvergate 认为尽管核心业务发展迅猛，但管理层仍有精力投身于并购。毕竟，银行管理层还能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填满时间吗？

负责 Libra 项目的 David Marcus 最近撰文指出，Libra 是因为针对联盟成员的超程序影响而被扼杀。他明确指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曾指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终止该项目。他随后声称，美联储随即组织了与所有参与银行的电话会议，其总法律顾问在每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其中表示：「我们无法阻止你们推进和发布这个项目，但我们对此并不放心。」就这样，这个项目宣告结束。

我从未在银行工作过，因此也从未有机会在一旁默默倾听美联储总法律顾问的对话。不过，我会阅读。我这辈子读过许多由身居高位、态度严肃的人所撰写的信件。其中有一次，我偶然读到一封拙劣且直言不讳地对收信人进行威胁的信。

那封信是寄给所有 Libra 联盟成员的。信的主要矛头并非对准 Libra，而是对准 Facebook。以下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片段：

「Facebook 目前正苦于应对一系列严重问题，如隐私侵犯、虚假信息、选举干预、歧视和欺诈，而且尚未展示出能够将这些失败加以控制的能力。你们应当担心的是，Facebook 风险管理体系中的任何弱点都会成为你们体系中的弱点，并有可能是你们无法有效减轻的风险。」

这封信写于「剑桥分析」事件之后，当时安全部门与纽约媒体彼此强化了这样的看法：凭借一份社交关系网络的副本和约 18 万美元的广告预算，就有可能窃取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他们似乎对俄罗斯已完成这一概念验证深信不疑。

当然，在 2020 年之后，我们才得知，只有民主的敌人才会毫无根据地指控美国大选存在欺诈。华盛顿的规则变化之迅速，有时让我这个可怜的技术人都难以适应。

这封信写于 2019 年，当时民主仍如悬而未决的选票一般岌岌可危（向年轻读者致歉：你们对「chad」这个词的联想，可能和老一代千禧年人截然不同）。因此，这封信的作者，参议员布赖恩·沙茨和谢罗德·布朗（后者是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在信中指出，收信人经营着一桩极好的生意，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可就遗憾了。而如果他们继续推进 Libra 计划，问题显然就会出现。

我意识到，这听起来像是偏执狂的臆测。那么，请看这段关键的原文：

「如果你们继续推进这项计划，监管机构不仅会对 Libra 相关的支付活动进行高度审查，还会对你们所有的支付活动进行全面审查。」

我没有权利披露某家支付公司对这句话的具体解读，但作为你们友善的「邻家金融基础设施评论员」，我预测，任何一家金融行业的 CEO，在收到两位参议员这样的威胁后，都会感到适当的震惊和警觉。

以 Libra 为由威胁核心业务，让合作伙伴面临「反向运营杠杆」的压力。这是一个在初创公司和金融领域中应被更多人了解的概念。「创新者的窘境」之所以存在，原因不仅仅在于创新本身，也不仅仅是因为传统企业变得安于现状、享受现有利润，而不愿意自我侵蚀。真正的原因在于，创新可能需要冒险，而一旦失败，不仅会摧毁那项微小的、边缘化的创新，还会危及孵化它的庞大现有业务。

谷歌发明了 Transformer 技术——这比他们自搜索引擎以来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令人瞩目。但你却在使用 ChatGPT 和 Claude，因为没有一位谷歌高管愿意冒险用这群极客的新玩具去颠覆自家的搜索或 AdWords 业务。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错失良机，而这完全是谷歌自食其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华盛顿的反应，但我怀疑，即便是最悲观的政府关系团队，也未曾预见「两位美国参议员会明确威胁我们，要在项目进入 alpha 阶段前逐块拆散我们的业务」。

有人说，「厚颜无耻」的词典定义是「杀害父母后向法官请求宽恕，因为自己成了孤儿」。而这一定义的最佳「亚军」莫过于：威胁联盟成员脱离联盟，接着又以联盟成员减少为由威胁整个联盟。

引用一位国会助理的观点，他认为（经过尽量公允的转述）Facebook 当时只是完全没有为现实政治做好准备，而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Libra 遭遇的极度冷遇]，可能是因为它与 Facebook 捆绑在一起，也可能是因为联盟成员的持续流失（每次成员退出，都会引发《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而每位国会议员都会阅读这些报道）。

所以，是的，这就是赤裸裸权力运作的样子。而且，确实发生了。至于美联储是否真的打过那些电话，我没有强烈的看法，但这种说法似乎与那封信的内容不谋而合，不是吗？

我想为写这封信的参议员说一句好话：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足够自豪，以至于在当时就发布了一份包含完整信件内容的新闻稿。透明度并不能作为美德的决定性证据，但那种超越程序的威胁就在信中明明白白地体现出来了。不过，在民主制度中，我们理应更倾向于透明度，更倾向于由民选官员作出政治决策，而不是由那些即使在发生严重失职时，也依然能保住职位、养老金和权力的非公开人士来作出秘密决策。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Andreessen 在接受罗根采访时提到，沃伦参议员创建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并声称该机构的权限是执行「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嗯，我基本上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对他们的一些实质性立场表示赞同，对另一些则不赞同。但看起来这更像是由一群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追随者组成的组织，他们深刻理解创始人的愿景，并渴望将其付诸实施。我长期以来都在硅谷的圈子里活动，对这种类型的组织很熟悉。但我没想到在华盛顿的官方机构中也有类似的存在。我对政治了解不够，无法指出华盛顿的另一个机构也如此明显地体现了创始人的影响力。

至于 CFPB 与「取消银行账户」（debanking）问题的交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CFPB 撰写了一份反对「取消银行账户」的立场文件。我预计那些对 CFPB 抱有好感的人会将这份立场文件作为政治或公关的盾牌，用来对抗那些大力敲响「取消银行账户」议题警钟的反对者。

然而，这份立场文件的实际作用，恐怕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加上 5 美元，够你在星巴克买杯咖啡。」因为关于「取消银行账户」的内容埋藏在 CFPB 真正关心的问题之下，比如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措施。你有没有想过苹果支付（Apple Pay）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了什么危害？如果你关心这个问题，那你会高兴地知道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了。

针对特定个人的政治动机「取消银行账户」指令

有人指控，高层曾做出基于政治观点对个人实施「取消银行账户」的决定。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在某些国家的国家级政治权威的正式指令下系统性地发生过……比如在加拿大。

简要回顾一下，2020 年和 2021 年发生了多次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抗议活动。其中之一主要针对疫情封锁措施，由加拿大的卡车司机发起。这场抗议行动非同寻常地高效，部分原因是所谓的「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在首都渥太华的道路上以及至少一个通往美国的边境口岸上进行了实际封路。

封路是一种常见的抗议手段，通常由各种（大多为左翼）活动人士使用。尽管这一手段极具干扰性，但它的效果往往受到质疑，有时甚至会导致惩罚。在民主国家，惩罚通常是通过司法程序的正常运作进行的。在经典的法律程序中，惩罚需要有正式具体的指控、审判以及定罪，只有在这些步骤完成后，才会施加惩罚。

然而，封路有时不会受到实际制裁，因为即使是令人讨厌且效果不佳的左翼抗议者，也拥有表达权利。有时，检察官会出于自由表达权的考量，优先保护抗议者的权利，而非社会其他成员的通行自由和经济活动权利。

因此，上述是事情通常发展的两种情况：依法惩罚，或不予惩罚。然而，这次情况却完全不同。

特鲁多总理对这场抗议的反应，仿佛这是一起紧急的国家危机或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这一说法当时通过官方人员的言辞隐晦地表达出来）。他援引了《紧急状态法》（Emergencies Act），赋予政府临时且特殊的行政权力。随后，政府指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平台立即冻结与抗议活动相关的任何人的财务账户，这些平台被加拿大认为曾为抗议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附带行动，比如指示卡车司机的保险公司暂停其驾驶保险。

加拿大官员声称，他们的行动仅限于针对抗议活动的核心领导者或组织者，并未企图因受保护的政治言论惩罚任何人。然而，这些说法是谎言。

实际上，这些指令并未以狭义范围起草。

助理副财政部长在一次调查中承认，政府当时就知道有些被点名冻结账户的持有人并未参与抗议活动，但为了加快执行速度选择无视这一点。她进一步表示，引用原话，「我们并非意图针对这些家庭。」当一个民主政府以这样的句式开头时，就意味着某些事情已经严重失控了。加拿大声称冻结了超过 200 个账户，而这一「选择性操作」显然远超所谓的抗议活动「核心领导者」或「组织者」。（按我的理解，加拿大所谓的核心领导者数量不过区区几百人。）

实际冻结的账户数量几乎可以肯定被低估了。如果无法理解这一机制，那么就不具备在金融行业工作或监管的资格。

接下来是一个小测验，看看你是否认真听过合规培训：亚伯（Abel）转账给鲍勃（Bob）25 美元，表面上是用于慈善或政治目的。在当周晚些时候，鲍勃被政府明确指认为恐怖分子，其慈善募资体系也被列为关注重点，政府指示你以最高的紧迫性全面阻断鲍勃的一切金融活动，无论形式如何。此时，政府并未提及亚伯的名字。问题是：

a) 这对你与亚伯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

b) 这应该立即对你与亚伯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c) 我不知道。

当被问及是否有未被政府明确点名的个人受到影响时，政府的回答（意译）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有捐赠者受到了影响。我当然不认为有人会理解我们意图将命令的文本适用于捐赠了 25 美元的人。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因此受到了影响。

我不知道射击某人是否会伤害到他们。可能会射偏。但我知道，相较于那些未被射击的人，我对被射击者当天严重受伤的估计大幅上升。这大概正是选择射击他们的原因。

援引国家紧急状态的理由不过是借口。在议会调查中，财政部副部长表示，这些抗议活动是一个「一级议题」，引用原话，是因为它们……威胁到了美加之间关于电动车补贴的谈判。

因此，当有人说，即使在民主国家中，针对特定个人的「取消银行账户」也可能被用来对因政治言论而不受欢迎的个人施加武断且随意的惩罚，通过银行体系运作，而没有实质性的程序救济时，我同意他们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风险。

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它的发生。

由公司实施的针对个人的政治性「取消银行账户」

一些人声称，政治动机驱动的「取消银行账户」不仅是一个风险，而是美国的常规操作。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人声称，美国国内常规地对政治保守派实施「取消银行账户」，导致他们无法购买食品，甚至阻断他们的子女抚养费用支付（如在加拿大发生的情况）。

这种情况并未在美国成为常态。一些人坚定地相信，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常常被警察射杀。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无论信念有多强烈，无论这一叙事在某些政治运动中有多重要，无论人们是否支持这些政治运动的更广泛目标。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迈克尔·乔丹曾有一句精彩的名言，解释他的政治中立立场：「共和党人也买球鞋。」想象一下，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共和党人因其政治观点而持续面临被「取消银行账户」这种实际且严重风险的国家，这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共和党人出了名地只用现金购买运动鞋。筹款晚宴的精致桌布旁，通常会摆放着几个大麻布袋。而你自己，可能因为至少有一个保守派朋友，曾经在某个时刻有过尴尬的对话，比如建议通过 Venmo 分摊晚餐费用，或者试图交换投资建议，然后意识到这是个大忌，因为众所周知，保守派经常被金融系统拒之门外。

但这并不是你所生活的世界。你只需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常识，就能轻松排除这样的说法。

确实存在一些私营机构的个别人士出于政治动机进行的滥用行为，也确实有些私营机构因为企业本身的政策决定（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因为公司内部或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的偏好），在结构上对政治光谱中某些相对狭窄的部分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这样一个更加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收集一些数据点来构建一个关于更大问题的叙述。然而，理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希望集体努力防止滥用行为，而这需要我们了解这些行为实际是如何发生的。

政治敏感人物（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 PEPs）

Andreessen 在接受 Joe Rogan 采访时说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现行银行体系下，无论如何，在过去 20 年所有改革之后，现在有一个名为『政治敏感人物』（PEP）的分类。如果你是 PEP，金融监管机构会要求银行将你踢出去，要求你离开银行。银行不允许为你提供服务……」

Rogan 插话道：

「如果你是左翼政治人物呢？」

Andreessen 回答：

「哦，那没关系。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政治敏感人物。」

我在人生中遇到了一些困扰，其中之一就是有时我无法分辨某人是在描述我们现实中的情况，还是在和朋友瞎扯。这些困扰多年来让我多次陷入尴尬。显然，你不希望在别人瞎扯的时候突然插嘴说「这不是真的！」，因为瞎扯的重点并不是事实。而如果有人试图描述现实，你也不想随口说「然后一只猴子从我屁股里飞出来！」因为这样不会引起笑声，只会让你感到难堪。

因此，我选择对上述对话不予置评，因为我完全没有头绪。但我决定借此机会向互联网科普一下关于 PEP 的知识。

政治敏感人物（PEP,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是合规领域的一个术语，源自《银行保密法》（BSA）的报告要求。该术语指的是国家级的高级官员，通常在美国的用法中，特指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官员。引用一段话：「各机构并不将『政治敏感人物』一词解释为包括美国的公职人员。」（与许多金融法规类似，美国有意将其对 PEP 的关注扩展至与其保持一致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金融机构通常被要求将其本国视角中的高级政治官员等视为 PEP。）

PEP 身份还适用于 PEP 的直系家庭成员和密切关联人士。什么是「密切关联人士」？请写下您对该概念的理解，与监管机构确认后，根据书面理解来调整事务。这种方式广泛适用于银行监管：通过谨慎、反复的内部政策制定，并通过定期的银行检查对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PEP 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洗钱风险。他们中有些直接掌控国家资源，另一些可能面临例如贿赂等风险。

目前并没有经过监管机构认可的、列出 PEP 职位的官方清单。银行需要在其程序中明确规定这些职位，然后提交给监管机构审查。监管机构可能会表示：「听起来不错！一定要对这些 PEP 进行增强的尽职调查（EDD）！」或者说：「我不确定，这可能有点繁琐，但你可能需要扩大对 PEP 的范围。」

一个典型的政治敏感人物（PEP）清单可能包括：国家总统、国家元首、国家立法机构成员、内阁官员、最高司法机构法官、中央银行行长、具有内阁级别的部长等。

银行是可以为 PEP 提供服务的，就像可以为高风险企业提供服务一样。只是你需要对他们进行增强的尽职调查（EDD）。某些银行，特别是那些规模庞大、业务遍及全球的货币中心银行，会投入专门的工作来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因为（这里绝无暗指任何不当行为！）私人银行业务受益于对富有且有权势的人士提供周到的服务，从而让他们向其他富有且有权势的朋友推荐你。

不过，某些私人银行家可能会受到诱惑，提供超出「周到服务」的待遇。监管机构对此非常反感，因此才有了 PEP 身份和 PEP 筛查工具。

什么是 PEP 筛查工具？很高兴你问了。每天都会有许多人开设账户。如果你的政策和监管机构允许，你可以询问每位新客户：「请问您是某个外国国家的总统吗？请快点回答，因为我还有 15 个类似的问题要问。」但绝大多数新客户会认为你非常愚蠢。然而，银行也不能一无所知。非常可能的是，你并不指望随机从员工中抽取的一名 22 岁的员工，能完全了解当前波兰最高法院（Sąd Najwyższy）成员配偶的详细信息。

随着软件逐渐改变世界，你可以从许多公司购买相关产品，这些产品通过软件解决这些问题。你输入一个身份信息，软件会回复：「2022 年当选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可能是 PEP」或者「可能不是 PEP」。

这将帮助你减少许多产品线中的客户和员工摩擦，同时在银行检查员询问你的 PEP 计划时，你也可以提供快速的答案。你的 PEP 计划的其他部分可能会非常枯燥无味。比如，你需要制定一套程序，规定当新闻报道或银行获得的事实表明某现有客户成为了新任 PEP（或发现此前遗漏的 PEP 身份）时，需要对其账户关系进行审查，并记录相关过程。随后，你需要将其纳入 PEP 的增强尽职调查（EDD）流程中。

针对 PEP 的 EDD（结论在此）通常要求某人每季度撰写一份备忘录，例如：「本季度无异常情况。那笔 120 万美元的入账电汇来自出售私人住宅。我们委托了一次估值（见附件），根据类似房产的价格来看，似乎合理。通过产权搜索（见附件）确认了账户持有人对该房产的所有权，其所有权早于最近的选举时间。无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上就是你需要了解的关于 PEP 的全部内容。

相对于所有人或公司，PEP 在全球范围内其实非常少见。我唯一一次与这一概念的职业接触是某银行声称，一位欧洲小城市的市长因为是政治人物，被归为 PEP，因此需要进行增强尽职调查（EDD）才能开户。我为这位用户提出了异议，但合规部门对我试图向他们「解释 PEP」感到不耐烦。

出于政治动机的账户封杀再现

我们之前提到，当一个体系同时具备单一文化和明示或暗示的政策导向时，即使没有直接命令，也会促使一些野心勃勃或试图讨好上级的人主动采取行动，这种情况的确是一种风险。

如果你关注账户封杀问题，那么相比于对「政治敏感人物」（PEP）细枝末节的关心，你更应该重视这种机制带来的影响。

让我稍微从银行业的话题转向对我们现代世界影响巨大的互联网公司。

熟悉科技行业的人大多了解，「信任与安全」团队多年来一直是微观政治活动的核心之一，其中一些活动来源于不相关的推特用户，而另一些则源自公司内部。

「信任与安全」团队的主流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呢？说实话，想象一下，聚集一群来自旧金山的二十几岁、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然后筛选掉那些能够找到高薪工程师工作或有能力获得资金支持的人，最后从剩下的人中挑选出愿意多年待在一个负责监管所有通过电子方式传播的人类言论的职位上的人，这就是主导这种文化的群体背景。

我认为，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公正理性的人都会理解，通过这些筛选条件的人群中，将「free speech」（言论自由）戏称为「freeze peach」（冻结桃子）的人，其比例远高于普通美国人群。

「信任与安全」团队的成员，有时甚至整个团队体系，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可能会从事一些小动作。这并不是账户封杀问题相关性的核心论点，但确实是事实，不提及这一点我会感到失职。

如果没有严密监督——而像 AppAmaGooFaceSoft（指大型科技公司）这样的高级管理层通常不会密切关注低薪运营员工的决策，除非这些决策引发了重大公关或政府关系问题——「信任与安全」团队往往会因为一些相当温和的理由封杀他们政治上不喜欢的人，同时却热情地维护他们政治上喜欢的人。

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人们逐渐意识到，你只需要要求「信任与安全」团队封杀某人就可以。产品团队甚至还开发了一些流程来加速这一过程。你可以利用这些自动化工具进行「群体攻击」（例如，联合朋友一起大量举报某条社交媒体帖子），也可以在推特上制造舆论（等待公司感受到品牌风险），甚至在聚会上直接向某位「信任与安全」团队成员提出请求。

于是，各种「小动作」层出不穷。

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是，政府相关人士意识到，通过让「信任与安全」团队与一些「显赫人物」每月开会，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非常重要。渐渐地，在这些会议上，参会者开始对「信任与安全」团队提出「难道没有人能替我解决这个麻烦的牧师吗？」的隐晦要求。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最终滑向了这样一种局面：白宫里竟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非法命令沙皇」的官员。他不仅逐帖纠缠 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还在平台整体政策层面大力施压。我虽然从未见过这位官员，但可以想象，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且非常胜任自己的工作。

我们曾有不少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认为通过「借刀杀人」的方式，比通过政府的正常运作更有效地实现政策意图。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位就在白宫。他曾经明确地以书面形式提到，代表总统本人对 YouTube 施压，要求其加强审查力度。（详见第 19 页）

作为 Facebook 董事会成员的 Andreessen，曾讨论过「动荡时代」的种种机制和政府试图明确强制施压的转变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在其他地方的言论，因为我还是希望回到银行监管这个主题上来。

我仅仅根据法庭文件、坊间传闻，以及极少数亲眼目睹的情况得知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我同意阿利托大法官的观点：「如果下级法院对大量记录的评估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是近年来提交至 [最高法院] 的最重要的言论自由案件之一。」

「信任与安全」被「虚假信息」工业/学术/非政府组织复合体及政府合作方武器化的现象是一桩丑闻。而科技公司对此是否有共谋？我认为这个描述是公平的。我们确实共谋了几年时间。后来，我们才找回了自己的立场，并对当时顺应外界要求所做的一些决定表达了一定程度的遗憾。

这种转变的一个显著例子是：马克·扎克伯格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我认为，来自政府的压力是不对的，我也对我们当时没有更直言不讳地反对感到遗憾。我还认为，我们做出了一些选择，而现在通过事后反思和掌握的新信息来看，这些选择是我们今天不会再做的。」

那么，「信任与安全」团队在处理虚假信息或仇恨言论等问题时的决策，与账户封杀有什么关联？令人遗憾的是，这两者的关联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合规同样是一个单一文化的领域。

好消息是：银行业及相关公司的合规团队在政治多样性上远胜于旧金山的「信任与安全」团队。合规决策在商业意义上也比「信任与安全」决策直接得多。合规需要牺牲一个付费客户，而「信任与安全」只需要牺牲广告库存。获取客户非常困难，而增加广告库存则相对简单：你只需要通过调整广告加载等产品决策即可实现。

坏消息是：合规本质上就是为单一文化而设计的。如果你从事合规工作，首要条件是必须擅长做一名迎合规则的「好员工」。这里的「迎合」并不是贬义，而是对一种行为特征的描述。你必须在行为上表现出合规，才能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果你不具备这种特质，带有叛逆倾向，或者在与监管机构开会时试图「硬碰硬」，那么你很快会被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取代——也就是说，那些能够胜任他们职责的人。

尤其是高级别的合规人员（他们决定政策，而不仅仅是点击警报），是美国专业-管理阶层（PMC）的核心成员。而这种 PMC 文化有一些独特之处。

「当下热点」已逝；新的「当下热点」永存

美国的专业-管理阶层（PMC）周期性地会陷入一种……狂热的道德迷恋之中。Andreessen 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当下热点」（Current Thing）。学术界有时会使用「道德恐慌」一词，但通常这是用来描述普通大众的行为。我更喜欢 Andreessen 的表述，因为它准确捕捉了 PMC——他的阶层、我的阶层，以及（很可能是）你的阶层——表现自身独特方式的特征。（毕竟，你愿意自愿阅读数千字关于银行监管的文章。）

如果担心异常账户封杀，与其担忧正式的指导方针，不如更关注「当下热点」。因为合规部门不需要从监管机构收到邮件或阅读立场文件，就能捕捉到「当下热点」。今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已经在谈论它了，推特上到处都是它的影子，它甚至渗透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谁会如此迟钝到无法理解「当下热点」？银行或金融科技公司合规部门的合格专业人士肯定不会。

我们对阴谋的理解通常假设背后有某个中央操控者。但「当下热点」并没有任何中央操控者。当它不再是「当下热点」、理性重新占据主导时，我们会寻找证据，试图证明这是 CIA、俄罗斯、索罗斯网络、科赫兄弟，或者「虚假信息」带来的后果，又或者是其他数千种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们甚至可能拿出扫描隧道显微镜，仔细检查审计日志。

我们会发现，最糟糕的情况下，只是有过一次微不足道的、敷衍了事的尝试来推动协作，但这根本无法解释这场风暴——它的爆发速度之快、步调之整齐，甚至超过了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力以赴也难以实现的程度。

天啊，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随意宣告一个「当前热点」（Current Thing），我们的公司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政府的执行力会有多高效？又能赚到多少钱？

曾经有过「当前热点」。

美国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期间爆发了带有破坏性且有时致人死亡的政治抗议。而「当前热点」要求你对这些抗议做出非常精细的区分。

举例来说：有时围绕显然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议题的热烈政治表达会演变为带有破坏性的政治抗议，并且有时导致人员死亡。那么，是否可以资助抗议者的法律费用，或为他们发声？如果你是美国的国家级政客，该怎么办？在这里，具体的决策流程图是什么样的？

有些人可能会想：「合规部门会因为这种事剥夺你的银行账户吗？当然不会。这是主流的政治言论，我们不会因为主流政治言论而取消别人的账户。更何况还是一位国家级的美国政客？！天啊，你能想象这种操作会带来的舆论风险吗？你能想象这对政府关系造成的风险吗？」

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想：「一位美国政客竟然在为政治暴力背书？！这简直是对社会规范的惊人违背，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必须反对！没错，这么做肯定会面临舆论风险，毕竟我们国家内部分歧极深，但我们必须迅速撤回一切金融服务！还有技术服务、社交媒体服务，如果他们用洗衣服务清洗内衣，也一并取消！」

这两种模型对企业行为的预期截然不同。

那么，哪一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呢？答案是：都不会。事实证明，行为高度依赖具体的情境。

有时候，为在骚乱中被捕的人筹款是毫无争议的允许行为。有时候，即使这种行为可能让人感到不适，但如果你参与或资助了占领国会大厦的行动，社会最终还是会接受你回归体面圈子。而有时候，即便是在导致人员（包括警察）死亡的破坏性政治抗议后，科技公司仍会向组织者捐款，因为这个政治项目显然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且显然没有人希望在政治抗议中发生死亡事件。

但有时，在那些导致人员死亡的破坏性政治抗议之后，「当前热点」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会促使社会中的权威人士以及合规官立即动用手中所有的权力杠杆。

「当前热点」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指挥。白宫无需发出指令。一封参议员的信寄到时，通常已经为时过晚。

有些人依然热情地相信四年前的「当前热点」。但似乎在许多职业相关的领域，那种曾经自动达成的共识正悄然发生变化。

目前华盛顿的共识是什么？我自认为在解读日式茶叶占卜方面颇有心得，但对「华盛顿话」却解读有限。关于新共识，我的当前理解是：「当然了，人死了总是令人惋惜的，政治抗议大概也不该是破坏性的。当然了，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在体面圈子里是被接受的，当然了，支持政变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美国的每一任总统都是合法当选的，当然了，美国从未发生过任何政变尝试，当然了，如果有人曾说过不同的话，那只是因为有时候政治言论会变得激烈，当然了。」

「当前热点」并不总是偏向政治左翼。例如，「俄罗斯同情者已经渗透进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我们必须要……」这句话的政治倾向会因为语气的不同而截然相反。

「当前热点」甚至并不总能方便地用左右翼的轴线来描述，尽管有时它会被强行归类。在它成为「当前热点」之前，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关心过吸管问题。而如今，ostentatiously（故意地）使用塑料吸管可能在某些圈子里被认为是一种右翼象征。仔细想想这句话——「故意地使用塑料吸管」。

有时，在新的「当前热点」形成的过程中，两党立场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当前热点」这一概念的重要贡献之一。

中年时期少有的几个好处之一，是经历了许多「当前热点」。如果对此进行反思，即便一个人有相当强烈和稳定的信念，即便他们记得自己曾热情支持的立场与某个「当前热点」完全一致，也会有一些清晰而鲜活的记忆。他们记得曾经周围的人对某个事情深信不疑，怀着极大的热情支持某个观点，而现在他们却完全持相反的看法，同样怀着极大的热情。而他们似乎完全不记得过去的观点，却也并不显得疯狂。

对于任何与工作相关但不是「当前热点」的问题，你可以轻松地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其他讨论中也能表现出「物体恒存」的认知能力（即记得过去的观点）。

我会把关于具体例子的争论留给那些靠写政治文章谋生的人，或者那些从中获得类似团队运动带来快感的人去讨论。

至于「当前热点」这个现象，我总体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只想回到写关于银行电汇合规的内容上。但如果下一个「当前热点」恰好是……松鼠，那么合规部门很可能会对此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从那一天起的十五年里，合规部门每年可能都会抽出时间，审查是否需要更新「松鼠拦截政策」。

关于「去银行化」的应对策略

有些读者可能对「去银行化」问题非常关切，并且充满真诚的忧虑。

让我为您提供一些战术性建议，以推动您的价值观：尽可能投入精力设计应对措施，以应对「当下热点」引发的合规部门针对（主要是）现有账户的快速、武断行动。您可能无法废除作为一个机构存在的合规部门，也无法说服银行承担若必须为所有客户开户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但是，您可以通过增加文书工作和延迟来拖住合规部门关闭账户的速度。您可以对朋友（或对手）说：「这就像驱逐房客一样严重，因此应该像合理城市（比如芝加哥或纽约）处理驱逐房客那样，严谨地记录每一步流程。」

如果采取这种方法，会有权衡取舍。直接的后果是银行在边缘客户开户时的意愿会降低；间接后果是，您关心的群体中未开户或开户不足的现象可能加剧。但此举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账户被关闭通知所带来的具体扰乱。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存在「免费午餐」：只要秉持道德正义并坚定立场即可。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种观点，一些美德确实是免费的，我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美德。

但这些美德在实证上仍不足以保证行为的改变。「当下热点」具有极大的力量，甚至可能与您的倾向一致。回顾历史——无论是人类的漫长历史，一个国家或行业的近代史，还是您自己的社交媒体记录——看看有多少次，坚守道德和立场的人面对「当下热点」时，最终还是说：「……这不是我愿意为之奋战的战场。」

加密行业如何利用「去银行化」的指控推动政策议程

有时候，有钱有势的人只是随意发点推文。（我也有共鸣，我经常随手发推文。）

但有时候，这背后是有议程的。在政治中，「你有议程！」有时被用作一种犬儒式的攻击，但民主治理本质上需要至少一部分人有清晰的议程。

议程往往是公开的，远比在密室里秘密交换要常见得多。告诉别人你的诉求，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步骤。而讨论议程对于协调支持也非常有用。

加密行业与任何行业一样，其中有许多人持有多样化的观点。但如果不成为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完美无损地描述它；而一些有损的信息模型依然有其用处。

为了帮助可能对这些话题不太熟悉的读者，我特意撰写了一版浓缩版的「加密行业诉求」。如果您担心我可能不够公平，倾向直接听他们的原话，可以参考这篇推文。或者，您也可以阅读那些已经被提到的倡导者的作品，或者花几天时间研究他们游说者发布的政策论文。

加密行业希望所有银行被要求为「所有合法企业」提供服务，他们所谓的「合法企业」主要指加密公司和加密创始人。首先，他们希望银行在为客户提供「基础」存款产品时不再拥有选择权。他们会声称这应该是普遍适用的，但也会有例外，比如哈马斯。他们的目标是：企业能开设对公账户，所有企业都能开设对公账户，人人都能开设对公账户。

在基础的低风险产品取得突破后，他们会寻求更少的阻力，比如让金融服务公司能够更高效地促进资金流动，只要这些公司表态愿意「配合规则」，即使这些公司是加密原生的。他们目前最关心的是交易平台，但也希望银行对新型产品和用例减少阻力。

加密行业想要他们的银行回归。他们并不在乎银行的大门上写着什么名字，但希望有一家银行可以支持即时的账簿转账，并几乎接受所有客户。当然，不包括哈马斯，但如果某银行拒绝接纳由 CZ、孙宇晨或被认为是 Tether 最新盟友的人控制的实体，那么显然它并没有理解加密行业的需求。

他们希望银行只提出满足美国合规要求所需的最低限度问题，同时能够高效处理大规模业务。其次，他们希望银行能在不危及美国业务的前提下覆盖尽可能广的市场范围。因为美国是资金的核心所在，他们对此非常清楚。

从名义上讲，加密行业会对美国金融系统的改革感到满意，比如允许通过其他银行拼接出一个类似 SEN（银门银行网络）的产品。但他们认为最终还是需要一家专门的银行，而且如果这家银行只是一个庞大银行中的快速成长的初创业务，那么很可能不会是他们想要的银行。他们需要的是一家存款几乎 100% 集中于加密行业的银行，这家银行将专注于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据理力争。

对于俄罗斯，加密行业愿意妥协（也可以理解为放弃直接与俄罗斯的公司或个人开展业务的机会），而不会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但当谈到中国时……众所周知，在过去的政策环境下，许多金融创新被迫转移到了包括一些我们最真挚盟友在内的东亚国家。如果因为拒绝让这些资金回到美国的监管视野范围内，而牺牲了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加密行业将非常支持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一些加密投资者还提出了多种建议，说明如何通过「国家安全科技」（NatSecTech）来缩小技术能力差距，例如在制造无人机组件方面。他们手中已有一些投资组合公司可以向华盛顿推荐，并计划很快引入更多。

如果你是监管者并且不希望加密行业拥有一家银行，他们希望你尽早「被晋升」为普通公民。同时，他们想非常明确地向初级员工传递信息：如果你越界，等待你的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如果你在华盛顿与加密行业交流，并展现出对相关事务的了解，比如说：「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因上一届政府政策而离开美国的创新成果，不是现在都托管在纽约的康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吗？」加密行业会回答：「是的，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稳定币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用户之一。我们有一份关于这一点的立场文件。这对保持美国在稳定币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稳定币应该托管在美国境内，并且我们有可行的解决方案，能让这些业务在受监管的范围内运行。」

至于那个众人关注的「房间里的大象」呢？

「这是一个共和党的笑话吗？！」

加密行业希望全面、毫无保留地推翻所有暗示加密货币为高风险的指导文件。暂停信函、立场文件、非正式指导、监管问题——他们希望一切都被一扫而空。他们并不特别在意银行监管机构在此之后的具体举措，但如果需要建议，那就是应询问银行的加密战略，认真倾听，然后在银行没有战略时施加道德压力。如果银行指出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障碍，加密倡导者希望监管机构像对待紧急情况一样迅速回应。

加密行业希望银行能够托管加密资产。这涉及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会计准则（您可能不太关心），它规定了银行托管资产时所需的资本支持比例。按照现行规则，银行需要用 1 美元的股本资本来托管 1 美元的数字资产。这使得在银行监管范围内运营加密托管业务几乎不可能。

目前，加密行业已有托管产品，但这些服务主要由 Coinbase 等公司提供，而非 State Street 等传统银行。加密行业希望托管业务能够纳入银行监管范围，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促进机构采用至关重要。他们的最低诉求是，希望托管加密资产能与传统风险资产（如股票）享有同等待遇。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他们会进一步要求给予某种政策倾斜。事实上，加密行业并没有错，资本要求确实在某些政治上受到偏爱的资产（例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上存在政策倾斜。

加密行业希望改写 2023 年银行危机的正式历史。目前已有几份监管报告提出了相关叙事，部分链接如上所述。他们希望这些报告被取代并推翻。新的报告将声称，银行的倒闭是由上一届政府明确指示的政治行动直接导致的。新的叙事将强调，这类监管行为与美国的政策相悖。相关负责人需要直视镜头，严肃声明：任何违背这一指令的银行都将面对联邦政府全力以赴的强硬回应。

至于硅谷银行（SVB）或第一共和银行的情况，加密行业并不特别关心。

加密行业希望州特许的加密原生金融服务公司能够获得美联储的主账户。这要求简单明了，他们希望能像社区银行一样自动获批：我们展示营业执照，你们直接批准。

加密行业希望 SEC 能够提供一条可重复、可预测的路径，让发行方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尽可能合理地向普通美国人出售代币。当前非加密初创企业所遵循的注册和豁免制度，加密/科技投资者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并不希望与现行制度仅仅实现「平等对待」，而是希望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支持。

他们希望能够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代币，因为散户市场才是真正的资金来源。

实际上，只要你允许他们向散户销售代币，他们非常愿意按照你设定的程序操作。花费 100 万美元进行合规处理以实现无限制发行，对他们来说完全可以接受。这笔费用还能通过筛掉部分类似 2017 年 ICO 乱象的项目，降低声誉风险，而风险投资公司也乐意为这些初期成本买单。

一旦你开放了这条路径，加密行业将迅速工业化并大规模推广，将加密投资机会作为投资机会向所有当前以任何形式投资的美国人推销，甚至覆盖那些目前未曾投资的人群。他们非常有把握（毫无疑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销售数百亿美元的相关产品。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加密行业为走到今天已经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的目标更高：他们认为，数万亿美元并非遥不可及。只有达到万亿级别才算真正的成功。

然而，加密行业对于何时能够实现他们的「万亿目标」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一些加密投资者受到资本合作伙伴设定的时间压力。对他们而言，比特币涨到 10 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这远远不足以满足胜利的条件。他们需要的是通向数万亿美元代币销售的明确路径。

加密行业希望对创新的加密相关银行产品出台宽松的指导政策。银行应该能够以与公开股票支持贷款同等的条件，发行以加密资产为抵押的贷款，至少适用于主流加密资产（如 BTC/ETH）。稳定币也应该获得类似于以存款证（CD）或货币市场基金为抵押的贷款待遇。（这些都是非常小众的产品，但金融的本质不正是善于想象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这些小众产品的情景吗？）

银行提供的其他服务？加密行业也希望平等获得。

加密行业还希望树立一些机构的示范。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位监管者被彻底替换并永久取消，让全世界明白，这是加密行业推动的结果。他们并不指望目标会是美联储（不现实）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关系到散户的满意度）。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他们会愿意接受针对 CFPB 的行动。

现在，你就明白为何我们突然在讨论「去银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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