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阿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崛起之路上的国产动画，今年似乎差了点运气。

被视为动画电影“大本营”的暑期档已经过去，多部作品的票房成绩却不甚理想。27部动画电影里，15部作品票房破千万，但其中，国产仅占5部。暑期档13部国产动画的总票房为5.59亿元，作为对比，去年暑期档仅《长安三万里》票房就达到18亿之多。

至于今年，除了春节档狂揽20亿的《熊出没·逆转时空》、贡献了暑期动画电影近8成票房的《白蛇：浮生》，再也找不到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动画电影。

（图/《伞少女》）

而更小众的二维动画，情况或许也不乐观。暑期档的《伞少女》，仅获一千多万票房，导演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了背后的艰辛：二维动画公司或裁员或倒闭，人才正在不断流失。

如果要给不同行业的工作加以定义，对于年轻人来说，动画自然算得上离梦想最近的那一类。但若把视角转向打工人，在那些真正投身于“梦工厂”的人眼中，国产动画行业究竟是怎样的？新周刊和四位不同岗位的从业者聊了聊他们的经历。

“打了一年工，我倒欠八千块”

这届年轻人与动画缘分的起点是相似的，他们大多从小就开始看国内外的动画，渐渐产生了对创作的向往。

2000年出生的Mola喜欢画画，作为艺术生考上了一所动画学院。“刚上大学时，第一次自己练习制作简单的火柴人小动画，发现角色在我笔下拥有了生命原来是这么奇妙。”

学校课程与实践存在不小的差距。好的动画学院会鼓励学生做原创独立动画，但一般的动画学院更多是照本宣科，仅仅从老师那里学习，对工作应用的帮助不大。

于是Mola从大一开始就自己尝试接动画外包和实习。“二维动画公司实习工资很低，甚至可能没有工资。有的公司会提供培训，但也不是包教包会。”

当人物动起来，就像拥有了生命。（图/@画动画的Mola）

Mola大概是用人单位最喜欢的那种大学生——“应届毕业有两年工作经验”。大学期间，她从中割开始接触实际的动画业务。所谓中割，即两张原画之间插入的过渡画面。画中割是难度最低的一个工种，正适合Mola这样的学生入行练手。而随着经验升级，Mola到大四毕业时，已经是能够画第一原画的熟练工了。

毕业之后，她顺利进入某视频平台。和当年画中割时每张4到6元的薪资相比，这份工作的待遇相当不错。但她的主要工作内容，也“仅仅”是给进口的番剧修改画面，以达到平台过审的要求，比如“打马赛克、加衣服、擦掉血迹”。

Mola觉得这不算是真正参与到动画制作中，一年后便跳槽到了动画公司。

但即便离梦想更近一步，职场现实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这家公司虽然有原创作品，但也会接外包项目，而Mola没有选择项目的权利，无论多么磨人都不能拒绝。

更绝的是，在受不了提出离职后，Mola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公司一直没有给她缴纳公积金。

“入职时他们说很多外包员工都要求不交五险一金，问能不能也不给我交，我不同意，但没想到他们偷偷没交公积金。”Mola还发现，自己的社保也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在她强烈要求下，公司才给她按照实际工资为基数进行补缴，并开始给其他同事缴纳公积金。

Mola感叹：“之前赶片子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现在觉得真是可笑。”

《一人之下》中的原画。（图/@画动画的Mola）

26岁的李三果一直在动画行业做后期，同样经常加班。“下午三点上班，早的话深夜一两点下班，晚了就凌晨四五点，更忙就要通宵了。”最忙的时候，他的同事甚至会住在公司。

动画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有从业者在网上晒出工资，月入两千块并非罕见。刚毕业时，李三果的工资也只有三千元出头，每月房租要一千多元，加上其他日常花销，他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眼见涨薪无望，李三果干了一年就选择辞职，不但没有攒下积蓄，花呗和借呗还欠了八千多元。

后来，李三果跳槽过几次，一直没有离开动画行业，工资最高涨到过每月八千元，但并不稳定，没有项目时，依然只有三四千元的底薪可拿。他待过一家公司，因为甲方拖欠尾款，有几个月没能按时发工资。他还通过一些同行得知，某家业内小有名气的公司，最近半年都没有发过工资。

至于那家给他开出过八千元工资的公司，老板是富二代，因为个人兴趣选择了开动画公司，但并不懂动画，也不怎么插手管理，目前已经因经营不善倒闭，还亏了大几百万，“老板说他再也不会碰二维动画了”。

一些光影、水火的特效，都是由后期完成的。（图/《大鱼海棠》）

李三果同时也是一位B站UP主，有时会拍视频讲动画行业的从业经历，引来很多同行围观。大家聚集在他的评论区和粉丝群，话题往往少不了“要不要转行”。

“我找过粉丝群的人一起做外包，后来再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转行了。好多人熬不住，就离开了。”

门槛最低的剧本，其实最难做

小A在日本动画行业做过五年美术背景，有位资深作画监督曾问她：“你们中国明明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没有做出更多（好的动画IP），只有《西游记》？”

扁平的人物、无法自圆其说的剧情、产量大而精品少……国产动画这些屡被诟病的问题，在行业内外都称得上老生常谈，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都不为过。

正如《伞少女》导演沈杰所说，这部动画电影拉投资花了两年，找编剧写剧本又花了一年半。这期间，团队没有动画电影可做，不少人因为等不及而离开。所以，当投资方给出定稿剧本时，就算明知它不够好，团队还是开启了制作。

“因为每一轮修改，基本都是以半年为单位的，半年后，剧本真的能好吗？二维的人才一向是单向流出的。”

这只猴子，不止一次造就了中国爆款动画和游戏。（图/《大闹天宫》）

李三果刚毕业时，有位组长曾尽心尽力地教他，“颜色怎么调，为什么要这样调，他都会说得很详细”。动画行业非常依赖“传帮带”的模式，如果经验丰富的人才不断流失，新人的摸索会更艰难。

在优先保障生存的前提下，打磨剧本成了某种奢望。在整个影视行业，好编剧都是稀缺的；而且与真人影视剧相比，动画项目能够给编剧的报酬要低很多，自然更难请得动好的编剧。所以很多时候，哪怕被吐槽剧情稀烂，大银幕上呈现给观众的动画故事，也已经是整个团队竭尽全力的最佳结果。

不过，在行业浸淫了几年，Mola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金钱问题，“很多导演是学画画出身，没有系统学过编剧。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少会考虑请专业的编剧”。

动画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门槛，唯独编剧看似没有。“很多人觉得剧本随便拿起笔就能写，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无论设定多么宏大或者微小，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图/《新神榜：杨戬》）

Mola参与制作的一部动画，第一版剧情几乎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导演不小心把一个关键的角色“忘在一边”，导致出现了许多逻辑漏洞。即使后来尽力挽救，作品播出时，依然被观众批评剧情生硬。

她有过和导演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却“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只能接受”。剧本往往由掌握话语权的那个人决定，有时是导演，有时是投资人或老板。

“我们老板有一次亲自做编剧，结果被批评得很惨，后来他就不插手了。就算手下没人敢提，如果网上舆论声量很大，老板们是会知道的。但有些老板看到还有人买单，能赚到钱，就不会考虑改进。”

K也是一个喜欢动画的年轻人，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好奇，他曾入职一家动画公司的宣传部门。这家公司原本打算推出一部电影，但在受邀观看动态分镜（动态分镜可以理解为一部动画的“草稿”，已经定下了每个镜头的内容，只是未经细化、上色、配音）时，各部门同事发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剧情问题，包括不尊重女性的情节。

但在听到同事的现场建议后，执导影片的中年男导演表现得很意外，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些批评。好在最终老板一锤定音，认为剧本不过关，毙了这个项目。

K也为某部动画电影的专家研讨会写过宣传稿。“参与人员全都是老年男性专家，给出的意见很浮于表面，和年轻人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图/《年会不能停》）

流水线上的动画人，无能为力

倘若动画不够吸引人，除了剧本以外，往往还有“演出”的问题。

由于并非真人表演，动画角色的“表演”是否真实，需要依赖制作者的“演出”。因此，日本许多公司会专设演出一职。小A称，演出非常重要，相当于导演助手，主要职责是画静态分镜并监督整集动画的质量，一个团队会有一位总导演和两到三位演出。

小A在202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她对比发现：“国内的动画公司往往不重视演出，甚至不设演出职位，把原本属于演出的工作丢给了动态分镜师，但其中很多人不会画静态分镜，连镜头语言、专业术语都不知道。”

静态分镜决定了每个镜头的构图和移动、人物动作、台词、时长等，对后续的制作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图/《白箱》）

在日本，一个人要由资深演出带教多年，才有能力独立担任演出，达到较好的效果。而在中国，演出却可能被丢给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Mola是冲着有做演出的机会而跳槽到动画公司的，但实际工作中，她感到自己“更像个万能工具人”。

对于参与人员众多的项目而言，如何统筹决定了效率高低。开会时，导演会告诉各部门需要做什么，但落实到每个环节，依然难以避免“各干各的”。

Mola做原画师时就遇到过，连最简单的文件命名都没有统一规范，“我要翻很多文件才能看明白前一个人在画些什么”。流程常常是导演制定的，只考虑他本人的方便。“每个导演有不同的习惯，有的导演喜欢用PS，那后面的人就遭殃了。”

连续的动画需要保持前后统一。（图/《白箱》）

小A指出，插画与动画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连续。“总导演负责定下整体基调，没有精力去盯每个镜头，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一位负责人把团队带起来。”统一每个画师的画风、质量是监督和演出的责任，确保项目在预算内按时完成是制片的责任。

在日本，制片会像秘书一样细心协助每个部门，帮忙解决问题。但在国内，制片往往只把员工们看成手下，“如果出了问题，他们更希望画师自己承担责任”。

动画的制作有如一条流水线，当流程跑动起来，每一次反复修改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前期剧本和分镜确定后，即便不够完美，也几乎无法再改动剧情，螺丝钉们只能埋头做好各自的工作。

而当作品完成后，面向公众的宣传则更为重要。

作为宣传人员，K时常需要与其他部门沟通，却常常难以推进。“我的主要工作是将动画获得的成绩宣传出去，例如获奖、参展、出海等，但和相关部门索要资料时，他们常常显得事不关己。”

K的职责范围有些模糊，他原本只负责企业宣传，但渐渐还需要做不少面向观众的宣传工作。

《制作进行》以制片人的视角，讲解日本动画的制作流程。

K认为，宣发是需要多方讨论配合的，但在某动画电影上映前，公司把宣发工作全权交给了宣发公司。电影上映后，排片率不理想，公司拿出一笔预算，打算再独立做一套宣发，但他们并不懂如何做，反而浪费了资金。

“他们很难抓到观众的情绪点，也想不到提前准备相关物料，结果还要我这个辅助人员当晚加班剪视频。”作为曾经的媒体从业者，K不理解公司没有进行话题策划，“如果想上热搜，平台也需要有具体的话题”。

最终，K离职了。因为长期加班的同时，他还要被借调到别的部门做社群运营。“一部已经下映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做社群？”他终于明白，动画公司的职能部门并非他理想中的工作岗位，也离他喜欢的动画太遥远。

热爱动画，不是打工人的弱点

在日本时，小A也经常加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身体吃不消是她回国的原因。“有次加班后我想休假，原本答应的美监却改口说‘别人都在忙，只有你休息不太好，你可以帮别人分担一些工作，这样别人以后也会帮你’。”

但日本的动画公司不但会依法付加班费，且加班时长还能再换取休假。“日本劳务局很严格，有家动画背景公司不给医保，被罚了2亿多日元（约1000万元人民币），直接强制解散，社长被禁止开公司。”

据铃木敏夫所写的《吉卜力的天才们》，吉卜力工作室为员工建了一家托儿所。（图/《千与千寻》）

即使在日本，动画新人（中割）的工资也只有四五万日元（2000多元人民币），甚至不够付平均六七万日元的房租。“拼命熬，熬到作画监督助理就好过了。”虽然有升职加薪的希望，但初期非常考验一个人对动画的热爱。“因为太难熬，很多年轻人转行，日本动画也快断代了。”

小A觉得，动画行业最具有欺骗性的事，就是“为爱发电”。很多人因为热爱，所以不计较得失，再苦再累都愿意熬，更容易被过分压榨。“就算你不做，有的是年轻人愿意做。他们熬不下去了，还有下一拨年轻人。”

Mola跳槽时，也有广告公司开出更高的薪资，但她宁愿降薪也要去动画公司。经历过社保风波以后，她感慨：“一些低端的小公司可能本不该运营下去，它们却以自己赚不到钱为理由，损害员工应得的权益，从而得以存活，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业内那些用心做作品的团队，也会给打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段时间，李三果第一次作为外包人员参与动画电影项目，签了不少协议。按下手印时，他感觉很“神圣”。工作中，每个工程文件都规范清晰，每一次修改意见都很详细。

（图/《白箱》）

无论如何，依然有一群人正在拼尽全力，制作出他们心中理想的动画作品。而参与其中的成就感，的确无可比拟。

K参与宣发的电影上映时，他特意让看首映礼的朋友帮忙拍了片尾字幕，定格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的那瞬间。

小A的野心是一点点增加的。“一开始名字上了片尾字幕就满足了，后来希望自己名字的位置越来越靠前。入行这么久，总得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吧，不然对不起自己的梦想和努力。”

从中割到原画，Mola的名字一直在片尾字幕，直到担任演出后，她的名字出现在了片头的字幕中。“感觉之前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不过这种感觉并不能维持太久，第二天她依然觉得自己“充满班味”。

（图/《白箱》）

几位动画人都没有考虑过转行。“‘为爱发电’大概仅限于刚毕业的学生，工作几年后大家只是‘混口饭吃’，不谈虚的了。”李三果说，“但如果一定会离开，我应该是最后一批离开这个行业的人。”

日剧《Legal High 2》如此形容那些画动画的人：“能够创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动画的人，就是那种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吗？怎么可能，他们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呕心沥血地燃烧生命、创造作品的人。”

只是对观众而言，当期待被不断透支，国产动画的成长速度，或许还需要再快些。